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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砂砚是用木材或其他材料制成胎骨,外用天然大漆调和金刚砂等研磨物加以髹饰,或者是砚堂部分用天然大漆调和金刚砂等研磨物加以髹饰,其他部分用天然大漆髹饰而成的一种砚体轻巧、漆砂作研、坚细耐磨、美观实用的砚台。漆砂砚的创作理念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制作工艺缘于漆、砂而优于漆、砂,是我国先民最富创意的佳作之一,尤其是漆砂砚的制作工艺曾数次失传,继而又得以恢复的历史,更为其华贵的外表笼罩了一层深郁的传奇色彩。
一、历史沿革
(一)西汉时期
1984年江苏省邗江县姚庄西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漆器,其中有两件是“砚盒与砚池”两部分合在一起的前所未见的漆制书写用具。1988 年扬州博物馆李则斌在《文物》月刊上以《汉砚品类的新发现》为题作了具体论述,并将出自101号西汉墓的较为完整的西汉书写用具(M101:11)定名为“漆砂砚”,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出土漆砂砚中年代最早的。此砚平面呈凤尾形,前端为半椭圆形盝顶式中空砚盒,容积200多毫升。后端为梯形砚池,容积195毫升。池面木质坚硬,髹深黑色漆,触摸似有极细砂粒的感觉。砚池与盒之间用板隔开,中心有一个截面呈三角形的出水孔,孔内塞有一个三角形的木栓,栓头雕一羊首。在使用中若需水研墨,则拔出活动的羊首木栓,水便从出水孔中流出。当研磨出的墨汁使用后有剩余时,则中空的砚盒可以将余墨贮入,再次使用时将砚盒羊首木栓拔掉,将砚身倾斜就可把余墨倒出。这种将墨汁贮入封闭的盝顶式砚盒的做法,不仅可以有效保存多余的墨汁并不使其蒸发,而且方便使用,充分体现了器具设计者将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完善结合的创作理念。另外,这方漆砂砚的装饰也非常美丽,表面满髹黑漆,除砚面之外,均用褐彩描绘出纤细的云纹。砚外侧用银箔贴饰精美图案。砚盒盝顶上饰四出柿蒂银扣。盝顶正面饰雁,左侧饰虎,右侧饰豹,后部饰一小鹿。砚池的外侧,正面饰一跽坐的高髻羽人,对面一只展翅的孔雀。左侧中间饰一只猛虎,两边为奔逃的一牛一羊。右侧饰一手持短剑之人,面对一只猛兽。砚底用朱漆髹地,边缘用黑漆绘几何勾连纹,中间用黑漆绘云气纹及一腾舞于云端的蛟龙,在顶端侧立面空隙上还墨绘一只开屏的孔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仅就此砚的设计与髹饰而言,我国西汉时期的漆砂砚制作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就此漆砂砚的纹饰而言,虽然汉代风格较为明显,但其中也包含有较多的楚漆器文化因素,如以黑色为地,用朱红赭色或朱红色作画,红黑相配,艳丽照人。但此漆砂砚的制作技艺中的嵌银箔工艺却为秦代漆器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用银箔镂刻成图案花纹贴在器壁上,再用朱漆压线,可以使砚台呈现出银光闪烁、灿烂辉煌的特殊效果。这些纹饰与技法一方面反映了汉代漆砂砚与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工艺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汉代漆器工艺在继承前代漆器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二)三国两晋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朝代频繁更替,以及青瓷的成熟和日臻完美,漆器在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地位逐渐被瓷器所取代。由于这一时期漆器制造业开始走向衰微,产量减少,生产规模缩小,所以无论传世或出土漆器都较为罕见,漆砂砚仅见于三国东吴朱然墓。
1984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马鞍山市文物普查工作队对马鞍山市雨山乡安民材林场的三国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漆木器、青瓷器与其他遗物,其中有漆砂砚一方。该漆砂砚为“木胎,长方盒形,分为四层,为三盘一盖,可以叠合。下为底盘,可以放置研石、颜料等,附壶门状足。上为砚盘。砚池长27.4厘米、宽24厘米,池内涂黑漆和细砂粒,以增强摩擦糙度;池上方有一方形小水池。再上为笔架盘,内嵌两条锯齿状笔架。最上面是盖。外髹黑红漆,内髹赭红漆。出土时已散碎漂移,待修复。长37.2厘米、宽26.8厘米。”从此方漆砂砚的设计来看,这种多层组合的漆砂砚已成功地将笔架、砚、水池、研石、颜料等多种文房用具集成为一体,不仅体现了三国时期漆砂砚制作工艺的进步,而且填补了我国汉末到六朝时期漆砂砚制作工艺史的空白。对朱然墓内漆砂砚的产地,从有关专家认为“这批漆器产地相同,均产于蜀郡”来推测,此漆砂砚虽未见有“蜀郡作牢”的铭记,但也应是蜀郡产品。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朱然“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查赤乌十二年为公元249年,故由此可知此方漆砂砚的制作年代应该不晚于公元249年。
两晋时期,在皇宫中有“漆砚”与“漆书砚”。据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记载:“东宫故事云,晋王太子初拜,有漆砚一枚,牙子百副。”“又皇太子纳妃有漆书砚一”。此漆砚与漆书砚是否为可以直接研磨墨锭的漆砂砚,目前尚缺少直接证据。不过笔者根据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砚谱》中还记有:“东宫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的史料以及江西省南昌市一座西晋晚期至东晋早期墓中出土的墨锭加以推测,此漆砚极可能就是可以直接研磨香墨的漆砂砚。至于“漆书砚”与漆砚有何区别,或是否也为漆砂砚,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唐宋金元时期
隋代由于立国时间短暂,有关漆器文字记载和出土的实物都比较少,漆器工艺仍承继前代使用绿沉漆于甲、弓箭之上。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交流广泛,漆器产品技艺精湛,种类增多,并被列为唐政府税收实物之一。但是,由于青瓷制造技术的逐步成熟及其社会化的趋势,作为日用生活品的漆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向着贵族专用装饰华丽的工艺品方面发展,金银镶嵌漆器更加精致。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中原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虽然长江以南地区因受战争破坏较少,漆器制作仍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漆器的产量明显低于两汉时期,漆器文献与考古中发现的实物也较少,但与漆砂砚有关的文献与实物却在此时出现。如宋人陈槱在《负暄野录》就提到了漆砚“漆砚亦然,本取漆匠案桌上自然久积者,质坚而铓,利于研磨。今人乃施累漆伪为,体虚而滑不可用,皆非砚之正材也。”另据清代方濬颐《续篡扬州府志》与叶名澧《桥西杂记》等记载,清代扬州漆器艺人卢映之曾在南城外买得一方上有“宋宣和内府制”铭文的漆砂砚。从此漆砂砚的铭文推测,宋徽宗宣和年间皇宫内负责监管制造器具的内府曾制作过漆砂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