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学成回国,中国第一次具备了“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而物理学研究则是中国早期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研究是在“学术独立”的背景下进行的。对于学术独立,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像蔡元培这样的教研行政主管人员,更多地着眼于学术独立的政治意义,他们对于列强眈眈于我国疆土,在中国作大规模的调查,“其成绩的精密之处,有非我国人所能想及者”的状况深感担忧,想到“我不自谋,人家才来越俎代庖”,我们只有急起直追,达到学术独立,才能杜绝外人的觊觎[1]。这其实是“科学救国”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亲自动手做过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则更强调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土壤和养分,并称之为“科学精神”。对于什么是“科学精神”,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的定义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科学家的研究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2]。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一批少壮的、训练良好的科学家成为学术界的领导人后,对纯学术的追求形成主流。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去促使中国的学术独立。
这一时期他们心目中的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第一,不依附外国而生存;第二,学科的建立和发达。
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在20世纪30年代曾就学术独立专门写过论述[3],归纳他的文章可以得出学术独立应有三个条件①:
⑴专门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做到立足国内就能进行高水平的科学人才的培养,改变过去那种只能通过留学来培养高级科学人才的状况。这是科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⑵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是学术独立的关键。提倡学术,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也不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爱好来培养,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民族责任来承担。用胡适的话说,“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的学人和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步的责任”[4]。只有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世界科学大家庭中占一席之地,才算发表了学术独立的宣言。
⑶专业学会的建立和专业学术刊物的出版。藉此进行学术联络,交流研究信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同时研究成果也得以向世人展示。这也是科学制度化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经过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谢玉铭、严济慈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努力,物理学科在中国基本达到了学术独立的三个条件,国内30余所大学有了物理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还建立了理科研究所,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告成立,《中国物理学报》随后创刊,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成果第一个专门的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