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强化的作用。具体来看,滞后1期、2期和6期ΔCPI对当期ΔCPI的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2157、0.05226和0.06855,说明上期通货膨胀的变化对当期ΔCPI有较强的影响,即人们在预测通货膨胀时,更关注通货膨胀的前期表现,而非实体经济的其他因素,引起通货膨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的主观预期。而我们也发现,滞后4期的ΔCPI对当期的ΔCPI具有负向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23039,这表明前4期的通货膨胀上涨将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具有微调作用,具体原因可能是当意识到通货膨胀过快上涨时,政府部门将会采取相应政策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控,缓和通货膨胀的上涨趋势。其次,滞后1期和3期的ΔFPI 对当期ΔCPI的影响是负向的,它们对当期ΔCPI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6195和-0.06465,这表明前1期和3期的食品价格上涨将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具有微调作用,具体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门对食品价格变化相当敏感,认识到食品价格上涨对总体通货膨胀的巨大推动作用,当发现到食品价格过快上涨时,政府部门将会采取相应政策对食品价格进行调控,缓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进而有利于控制总体通货膨胀水平。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当局对食品价格的敏感性以及调控政策的及时性。此外,滞后4期的ΔFPI对当期的ΔCPI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08622;最后,我们也看到,线性部分回归项中滞后2期的ΔM2对当期ΔCPI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原因可能是,近几年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我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一结论与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实际情况相符。
表3表明,所要估计的参数具有合意性,符合经济理论。显示了我国食品价格对CPI的影响因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快慢差异而不同,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其中本文估计的门槛参数C=1.12001刚好处于设定的区间之内。证明本文参数设定是合理的。LSTR1模型的非线性部分由转换函数和回归项相乘项构成, 转换函数G是关于转换变量ΔM2(-2)的增函数,转换函数值随着转换变量值(即货币供给)的增大而增大,进而引起模型的非线性部分变大。当转换变量ΔM2(-2)较低时(小于门槛参数值) ,转换函数值较小,这种情况下模型的非线性部分没有呈现出来,模型主要呈现出线性部分的影响;而当转换变量ΔM2(-2)较大时(大于门槛参数值) , 转换函数值较大,模型的非线性部分的影响快速体现出来。非线性部分的回归项中包含滞后3期的ΔCPI,并且其参数估计值为正,这说明当转换变量(即2期前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时,将导致市场上的通胀预期增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非线性部分的回归项中也包含当期和滞后1期的ΔFPI,它们对当期ΔCPI均有正向的作用,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35298和0.70367,表明当转换变量,即前2期的货币供应增长较快时,将使当期食品价格对当期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影响系数较大,同时,将使前1期的食品价格对当期的通货膨胀产生更强的推动作用。综合线性部分和非线性部分前期食品价格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可得,前1期食品价格变化对当期通货膨胀变化的综合影响系数达到0.24172(即-0.46195 +0.70367,该值为转换函数值为1时获得),该值比ΔM2(-2)较小时,前1期食品价格变化对当期通货膨胀变化的影响有明显增大。这表明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对通货膨胀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模型的斜率参数γ=39.06218,这说明模型非线性部分的调整速度较快,这也预示着CPI受到食品价格冲击后的变化可能更趋向于跳跃的而不是连续的。
可见,食品价格对我国CPI的波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影响的力度与2个月前货币供给相关,当2个月前货币供给较为平缓时,食品价格的影响较小而且近似于线性影响;但当2个月前货币供给快速增长时,食品价格对CPI的影响较大而且表现为非线性影响。另外,食品价格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直接的影响,即食品价格本身作为CPI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价格变动对CPI有直接影响,同时食品价格上涨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而影响CPI。同时,由于影响的直接性,CPI面对食品价格变化的调整较为快速,即食品价格有快速加强我国CPI变化趋势的特点,也即CPI受到食品价格变动影响容易从低水平快速攀升,当然,CPI也容易从高水平快速下降。从图1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LSTR1模型能较好地模拟原始数据的变化趋势,这充分说明非线性模型对于CPI、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之间关系的解释能力很强。
图2分别给出了转换函数G(γ,c,ΔM(-2)) 变化轨迹图和转换变量ΔM2(-2)的时间序列图。转换函数G(γ,c,ΔM(-2))的门槛参数C=1.12001,表明食品价格对CPI非线性冲击区制转换的临界点。从图2看出,本文的样本区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货币供应增长均没有出现明显上升,因此,CPI、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区制(即转换函数值为1)的时间远远少于处于低区制(即转换函数的值为0)的时间。即大部分时间内CPI、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的关系处于低区制状态。结合我国CPI、食品价格和我国货币供给的历史有以下两点启示,首先,在大部分时间之内我国货币供给增长是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长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对通货膨胀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在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内(2006年4月-2013年7月),我国经历了2轮通货膨胀高峰,第1轮为2006年11月至2009年8月,第2轮为2009年9月至2013年1月。其中,第一轮通货膨胀高峰中CPI和食品价格之间的缺口较大,而第二轮通货膨胀高峰中二者的缺口相对较小,从图2可见,CPI、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区制的时间主要集中于第一轮通货膨胀高峰,即转换函数为1的时间,主要与CPI和食品价格之间缺口较大的时期相对应,而CPI、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区制的时间较少分布于第二轮通货膨胀高峰,这可能与该阶段CPI和食品价格之间缺口较小有关。这进一步说明当食品价格与CPI缺口增大时,货币供给高速增长会使食品价格对CPI有更加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当食品价格与CPI缺口较小时,该效应相对较弱。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全文,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食品价格对CPI的冲击效应因货币供给增长的差异而显著不同。滞后2期的货币供给影响食品价格对当期ΔCPI 的非线性作用程度,当滞后2期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时会加剧食品价格的影响力度;第二,当前2期的货币供应增长较小时,食品价格对CPI的影响主要表现出线性影响,此时, 滞后1期、2期和6期的ΔCPI对当期ΔCPI的变化均具有正向作用,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惯性,通货膨胀率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滞后4期的ΔCPI对当期的ΔCPI具有负向作用,即4期前的通货膨胀上涨将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具有微调作用。同时,滞后1期和3期的ΔFPI对当期ΔCPI的影响是负向的,可能是因为政府部门对食品价格变化相当敏感,采取相应政策对食品价格进行调控,缓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进而有利于控制总体通货膨胀水平。此外,滞后4期的ΔFPI对当期的ΔCPI的变化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其影响程度较弱。最后,滞后2期的ΔM2对当期ΔCPI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我国通货膨胀的上涨;第三,当前2期的货币供应增长较快时,模型的食品价格对CPI的非线性影响体现出来,此时,非线性部分回归项中还包含滞后3期的ΔCPI,其影响是正向的,表明当货币供应较为宽松时,将导致市场上的通胀预期增强。值得关注的是,非线性部分回归项中同时包含当期和滞后1期的ΔFPI,二者对当期ΔCPI均有正向的作用,表明当货币供应增长较快时,将使当期和前期的食品价格对当期的通货膨胀产生更强的推动作用。第四,模型的斜率参数较大,在货币供应增长不断变化过程中,CPI受到食品价格变动和货币供应的影响容易从低水平快速攀升。
本文的政策建议在于:第一, 决策当局应密切关注食品价格对CPI冲击效应的门槛值, 把握主动权。实证分析发现, 当前两期的货币供给增长超过门槛值后, 当期和前期的食品价格对当期CPI的影响明显增大,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容易增强食品价格对CPI的冲击效应, 这给决策部门一种启示,应该仔细分析货币供给增长的临界点是多少,是市场流动性过剩或市场通货膨胀预期增强或粮食供给不足等, 并对市场进行相应调控, 防止货币供给增长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向CPI全面扩散;第二, 由于模型的平滑参数较大,前两期的货币供给增长超过门槛值时, CPI受到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冲击极易从低水平快速攀升,即由于通胀预期效应、间接带动等多种叠加因素的作用, 可能存在食品价格向总体价格水平快速扩散的风险, 政策制定者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 当食品价格上涨过快时,更要果断采取措施,预防食品价格上涨对总体物价水平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当货币供应较为宽松时,将导致市场上的通胀预期增强。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者在食品价格高涨时,应该控制货币供应,实行较为严格的信贷政策,缓和市场上的通胀预期;此外,鉴于滞后期的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对CPI产生影响,即存在时滞性,当食品价格和货币供给上涨时,将会导致CPI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连续上涨,应密切监测这种累积影响效应,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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