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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猛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科学评估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对外开放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发现:①OFDI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东部地区OFDI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并未出现类似欧美发达国家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②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但现阶段这种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尚有较大提升空间。③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④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存在异质强化机制,城市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约束下均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度调节下分别表现为正向“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⑤只有当城市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限度,以及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的贸易开放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成效。本文为重新审视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对正确处理OFDI与国内就业关联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面板门槛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5.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8-0094-09DOI:10.12062/cpre.20190311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变化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人工智能对就业替代性增强、出口对国内就业拉动作用减弱等一系列现实挑战,加剧了国内已有的就业压力。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速和强度均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官方统计,2002—2016年OFDI年均增速高达35.8%,OFDI占全球比重由2002年的0.5%迅速提升为2016年的13.5%,OFDI企业数量由2003年的3 439家猛增至2016年的2.44万家。中国在全球对外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自身和世界的发展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OFDI是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由此产生的经营活动转移和资金跨国流动必然会带来生产要素在母公司内的重新配置,这种变化可能会对母国就业造成巨大冲击,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前些年因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是否会出现在我国,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担忧和关注。事实上,已有许多文献基于逆向技术溢出角度审视了中国OFDI的成效问题,也有部分文献探讨了OFDI与母国就业之间的线性关联,但对于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的认识还存在明显争议。部分学者认为OFDI创造了国内就业,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关于中国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的研究还很有限,尤其是鲜有文献基于非线性视角揭示中国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问题。那么,在中国OFDI狂飙式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跨国企业是否通过生产要素重新配置而影响了国内就业?中国是否出现了类似于欧美发达国家的OFDI“就业流失”現象?基于增加就业角度来审视的OFDI成效究竟如何?如果有积极影响,应如何强化?如果已出现“就业流失”现象,又该如何避免或弱化?中国现阶段的OFDI与国内就业到底具有何种动态关联性和内在异质约束?客观回答上述问题有利于新时代下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审视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问题,也对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实现对外开放和增加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已成为近年来政府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话题,较多学者基于不同角度探讨了OFDI是否会引致国内“就业流失”或“就业转移”问题。但现有文献对于OFDI是否具有显著的母国就业效应尚存在明显争议,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总体看来,现有研究大致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支持OFDI的母国就业“促进论”,认为OFDI有利于母国就业水平提升。国外研究方面,Helpman[1]认为,OFDI有利于国内就业规模增长,且主要是通过规模经济和母公司经营成本的降低来实现的。Desai等[2]研究美国OFDI就业效应发现,OFDI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具有正向就业联动效应。Bajo-Rubio等[3]利用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都促进了西班牙的国内就业。Youngh & Unjung[4]使用韩国行业层面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结果表明,OFDI对国内临时就业的积极驱动效果是显著的。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发现了OFDI对母国就业的积极影响。李磊等[5]利用中国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实证考察发现,OFDI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OFDI次数越多,其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将越明显。蒋冠宏[6]实证考察中国企业OFDI的就业效应发现,OFDI总体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就业效应会更明显。李宏兵等[7]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研究表明,OFDI总体上增加了母国就业,且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
第二,支持OFDI的母国就业“抑制论”,认为OFDI会转移母国就业,并不利于国内就业水平提升。国外早期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否定OFDI的就业效应。Stevens & Lipsey[8]认为,随着国外子公司数量和设备投资的增加,OFDI将对母国就业产生替代效应。Molnar et al[9]基于OECD国家研究发现,对日本和中国投资均会替代母国就业,且对中国投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Elia等[10]分析发现,意大利OFDI减少了国内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而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还减少了国内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Harrison等[11]研究发现,由于海外子公司会对母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替代,因而对母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Laffineur & Mouhoud[12]则发现,法国对高收入国家投资降低了母公司从事非常规任务的工人份额,而对低收入国家投资则显著减少了蓝领工人的比重。Cristin[13]基于中欧和东欧地区的面板数据,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会对母国就业产生消极影响的结论。国内学者刘辉群和王洋[14]、姜亚鹏和王飞[15]等均得出了和上述学者较为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