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已有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大都对远古环境史重视不够,环境史研究的时间围度需要大尺度向遠古推进。开展远古环境史研究,要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意识。通过远古环境史的研究,有助于在文化与生态方面追本溯源,更好地理解现在、理解自身。开展远古环境史研究,需要努力厘清其研究理念、取向与方法。
[关键词]远古环境史;环境考古;通性的真实
环境史研究在美国兴起至今已四十余年,在中国也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本土理论与实证研究均有显著成就,但专门关于远古时代的环境史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曾撰文予以初步分析,但只是泛泛而论①。究竟什么是远古环境史,当前研究现状如何,研究面临哪些问题,应如何应对,为什么要开展远古环境史研究,如何开展?这些基本问题尚无人系统探究。今不揣浅陋,谈一些关于远古环境史研究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远古环境史的界定与现状
远古环境史,顾名思义就是关注远古时期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环境史分支。王利华对环境史的定义如下:“环境史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②套用这一定义,远古环境史要考察的便是远古时期“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
这里的远古,约略等同于史前或上古,与传统史学的意蕴相同,大致从人类出现延续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而实际上,下限可能还要下延至殷墟时代以前,亦即中国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换言之,标准不同,下限的界定可能存在700年的差异。20世纪20—4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掀起大规模的疑古辨伪浪潮,用层累叠加的历史观来解构远古历史,将中国信史的开端大幅度后延③。而西方学者的观点则更为谨慎,早期很多人怀疑夏商是否存在,到殷墟发现后,依旧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葛兆光在为《哈佛中国史》所作的序中指出,中国历史学的四大变化中,第一个便是时间的缩短,“把神话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对这套书“从秦汉开始,而不是像中国学者的中国史那样,总是从上古(甚至从石器时代,即毛泽东所说‘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写起”的做法颇为赞许④。撇开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结,上下700年的时差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我们不妨将远古环境史的下限放在殷墟时代开始的公元前14世纪。
传统史学对远古时期的研究本就比较薄弱,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社会史等概莫能外,通史性的论著大都会涉及,但总的篇幅大都很小,且分析与论说也都比较薄弱。而对于新兴的环境史而言,对远古环境史的探究更显单薄。在通论性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王玉德、张全明曾推出以探究中国数千年生态文化为主旨的专著,在该书上编《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史论》中只用了18页的篇幅来梳理史前时代的生态与文化,占先秦部分总共115页的15.7%,可夏代至战国的历史约1800年,与夏以前的上百万年历史相比可谓沧海一粟,所用篇幅却占据先秦部分的84.3%,史前研究的薄弱,于此可见①。检索国内环境史论文,探究三代环境问题者颇多,探究先秦环保理念的尤为常见②,而探究三代以前者则极为罕见。
国外的中国环境史学者们在探究远古环境史时,也往往按下“快进键”。伊懋可在其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即指出:“本书是一部中国环境史概述,大约纵贯4000年,但重点在最近的1000年。这样做的原因是,比较晚近的这一时期,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料更加丰富。”③又指出:“这里所指的‘环境史’,限定于存在文献证据的时期,因为只有文献才会让我们有机会了解男男女女所思所想。”④言外之意,远古环境史近乎被排挤出了环境史的研究视野。相较而言,马立博的视域更为广阔,将远古环境史也纳入到了其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整体架构之中。在其著作《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中,马立博尝试将叙事的起点设置在了数十万年前,对远古环境史的重要价值也有足够的重视。然而,我们注意到,其相关论述仍然较为薄弱,中译本全书正文共461页,而专论史前史的部分只有24页,占比5.2%⑤。
在传统史学与环境史学对远古问题惜墨如金的同时,其他学科却在高歌猛进。地质学、气候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等,在远古时代方面均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基础,且学者们依旧在远古问题上辛勤耕耘、全力进取,其中影响尤为重大者便是考古学。
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考古学所属学科门类是历史学,与狭义的历史学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学科。张光直即指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⑥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考古学与历史学互为补充,可谓相得益彰。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研究中,考古学研究成果发挥了强大的正史、证史功能,订正错误,证实、证伪。在远古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发挥的却是补史功能。而在传统史学中,梳理前文字时代的史实时,绝大部分的材料与观点皆出自考古学家之手。在我们开展远古环境史研究时,从人类诞生到农业文明的产生,要梳理上百万年间的人与自然之关系,考古学成果依旧是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研究远古环境史,还要特别警惕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固有的隔阂可能导致的研究偏差。在研究商周以后特别是秦汉以后的历史时,历史学其实垄断着话语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考古学在为历史学“打工”,正如朱凤瀚所说:“书斋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历史学研究者习惯于传统的拘泥于文献的治学方法”,“如果说有的史学家还能注意考古学成果的话,也多数是关心挖出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证实或影响自己某些学术见解的新发现,而一般不去注意(或由于缺乏有关专业知识,难以通晓)考古学家所得出的结论的根据,不关心他们的研究过程及手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①。或许正是历史学者的漫不经心,引发了考古学者的不满,陈淳即指出:“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便将自己能为史学研究作贡献视为最有成就感的工作。这也导致中国考古学家习惯于从历史学家的视野来思考问题,忽视了考古材料可能为其他科学领域提供宝贵信息的巨大潜力。”②于是不少人号召明确考古学的定位——“走出历史学”。美国考古学界在2000年提出的“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的理念在国内也引起了学界的共鸣③。或许可以认定他们在秦汉以后的考古中尚未走出历史学,可在先秦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主导整个研究的取向,而在远古历史的研究过程中甚至已经构建起了自己的“专有疆域”,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