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竟如此不一样。
就这样,卢鹤绂安全过关,将大量珍贵的科研资料带回了国内。
卢鹤绂后来开玩笑说,当时的他就像京剧里的武将,是扎着“大靠”回来的。
“从天堂到地狱”
那时的中国迫于战争的影响,大学大多西迁。卢鹤绂便在此时加入了“逃亡”中的中山大学。本来当时国内大学的条件相较于美国已是十分艰苦,再加上战争中的颠沛流离,环境之艰难更是不必言说。
当时,接待卢鹤绂夫妇的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康新元,曾不无感慨地对卢鹤绂夫妇说,“你们从天堂坠入地狱。”
但卢鹤绂却从不抱怨,他还很会苦中作乐。
那时,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为了照顾家人,卢鹤绂开始操持家务。于是,人们经常看到这位美国回来的教授,背上背着出生不久的幼儿,在院子里劈柴、做饭,甚至还会边干活边哼上两句他钟爱的京戏。而到了夜深人静时,他才能在油灯下专心备课,为以一座寺庙为课堂的大四学生讲授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和近代物理等课程。
1943年,日军大军压进,学校师生一路逃亡,在广西贵州交界处,甚至还遭遇了前有劫匪、后有敌寇的危急局面。但或许是受京戏的影响,卢鹤绂颇有一身侠肝义胆。在众师生进退两难之际,他挺身而出,竟独自前往匪窝“拜山”。
看到原本拥有优厚生活条件的教授,都从美国跑回国报效祖国,土匪竟受到了感动,一路放行,让卢鹤绂一行人马安全抵达了贵州。
其实这些无非是卢鹤绂生活环境的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卢鹤绂的学术方向也在回国后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美国读书时,卢鹤绂已经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但回到贫病积弱的中国,连一个安心读书做学问的地方都找不到,更别说实验室了。于是,卢鹤绂转向了理论物理。
虽受外界条件的桎梏,卢鹤绂的思想却是自由的,即使身居破庙,周围环境不足以遮风避雨,他仍能在自己脑海中的物理世界里自由地遨游。
也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写就了《重原子核之潜能及其应用》一文,并通过这篇文章,极富远瞻性地向国人介绍了核能的潜力和应用前景。
1945年,卢鹤绂收到竺可桢的邀请,长途跋涉到了浙江大学。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其中提出的关于流体力学的“弛豫压缩基本方程”,更是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卢鹤绂不可逆性方程”。
“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
1945年,有一件扭转二战亚洲战场局势的事件轰动了世界——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了原子弹。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不仅震慑了日本,更是给全球的科学家带来了冲击,对卢鹤绂而言也是如此。
日本投降后不久,卢鹤绂便发表了《原子能和原子弹》一文。在此后一两年内,他连续在《科学世界》“原子能专号”以及美国《物理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从铀之分裂到原子弹》和《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等一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卢鹤绂对于核物理的深刻理解,他更是通过文中的估算推导,向世人揭示了原子弹爆炸及反应堆运行的临界质量。据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森堡当年曾经参与德国法西斯的原子弹制造计划,但就因为他算错了这个关键的临界质量,直接导致了德国原子弹制造计划被迫搁浅。
当时掌握了核爆炸原理的美国,曾向科学家发出禁令,要求他们不得发表与原子弹相关的文章,而这也是当初卢鹤绂博士论文无法得以发表的重要原因。
因而,卢鹤绂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所估算的数据,迅速得到了全球学界的广泛引用。由此,他也成了“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
但更可贵的是,虽生逢乱世,卢鹤绂却怀有一颗崇尚和平的心。在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他特别提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理念。“吾人对于核变放能之厚望,固不在军事而在增进人间之幸福,科学之为功,于此事实昭昭。”而这也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良心的体现。
或许是发表了揭示原子弹秘密的一系列文章的缘故,他后来与核物理有了解不开的情缘。
新中国成立后,卢鹤绂已调入复旦大学,继续物理学研究。但此时,培养新中国核工业人才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被调入北大,担任北大中子物理教研室主任。
此时的卢鹤绂内心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早年心中的报国梦终获得了实现的机会,成为了于国家有用的人才。而另一方面,他痴迷的分子物理研究,却不得不暂告一段落,而他也“无暇再做创造性专题研究”了。
难圆的大物理梦
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教育也面临着迫切发展的需要。然而,当时的中国紧随苏联“老大哥”其后,各大学均引进苏联的教材,学习苏联大学的教育模式。
但卢鹤绂却对苏联大学的专才教育模式并不认同,因为这与他秉持的大物理理念相左,他认为在苏联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很难培养出融会贯通的物理人才。他说,这样下去50年后就会看到落差。
其实,在复旦时他已开始积极筹划大物理发展格局,但中途却被调至北大负责核物理的人才培训。之后,北大举办的核工业急需人才培养班在反右运动的冲击中宣告终结,而他也如愿以偿调回了复旦,原以为可以继续分子物理的研究了,但他发展分子物理学的提议却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再度被束之高阁。
卢鹤绂的大物理构想终究还是没有实现,他又做回了核物理,被任命为复旦原子核物理教研室主任。
当时,国内的核物理研究,在全民办原子能的背景下干得风生水起。而在国外,另一项被卢鹤绂称之为“疯狂”的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受控核聚变研究。
人类制造了原子弹,又成功建立了核电站利用核能造福大众。于是,有科学家便预言,受控核聚变也能为人类所利用,其研究将在20年内获得成功,自此人类能源问题便可得到解决了。
美好的愿景令许多科学家冲昏了头脑,但冷静的卢鹤绂却秉持怀疑态度。可惜世事弄人,他认为“疯狂”的这项研究任务,竟落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开展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研究。
卢鹤绂仍旧没有抱怨,而是利用他怀疑的这一课题,完成了一项造福后人的基础性工作。他带着科研团队,花了3年的时间,系统梳理了全球受控核聚变文献,并最终出版了《受控热核反应》一书。卢鹤绂的学生王炎森说,“(20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搞热核反应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没看过这本书的。”
那时,受卢鹤绂指导的王炎森,研究生论文得出了当时国际热门的一种实验方法无法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结论。“当时拿到这个结果以后,我思想里面也觉得这个好像影响太大了,一般人都认为是可以的,你怎么能这么讲。但他有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相信科学’。”王炎森回忆道。
时至今日,受控核聚变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当许多科学家对待受控核聚变研究的态度从狂热趋于冷静时,卢鹤绂却已经在狂热中理智地为中国的科研选定了一个有应用前景的发展方向——等离子体研究。
处在狂热时代的科学家,无法凭一己之力左右时代的发展方向。但可贵的是,卢鹤绂无论何时,都能保持一个科学家冷静的头脑和理智的分析。面对时代的桎梏,他不卑不亢,时刻用科学的态度,寻求向真理迈进的途径,并于绝望中寻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