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力学与公安工作,想象中是两条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然而由于一次偶然的、一时解释不清的碰撞,改变了这两条线的运行轨迹,也因此成就了一位公安痕迹专家——陈建华。
今年66岁的陈建华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高级工程师、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理事、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物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建华的科研成果让中国警界在枪弹痕迹鉴定与指纹鉴定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此,他曾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1996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科技英才,并荣获二级英模称号。1991年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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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大会堂。
1966年2月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正在宴会厅招待外国元首,宾主落座,开始交谈,一切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着。此时,在大会堂二层,突然,“砰”的一声异响,惊到了一位正在专心擦拭玻璃的女服务员,从未有过的声响!她吓得腿都软了,遂循声查去,是从二楼朝北的窗户方向发出的!慌乱之中她连忙将此异常情况向领导报告。负责人民大会堂警卫的人员奉命立即前去查看。在现场,他们惊异地发现,二楼那扇双层玻璃已被穿透,在外面一层玻璃上有一个洞,里面的第二层玻璃破裂,两层玻璃的夹层中有一枚小口径子弹弹头。无论是怎样造成的,一定要尽快弄清原委!在没有惊动周总理的情况下,“立刻查明”的指令被火速传了下去。当天成立专案组,来自公安部的枪弹痕迹专家、部队保卫部门的专家、轻武器研究所的专家火速赶到了现场。年轻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侦技术人员陈建华也在其中,他的任务是配合公安部枪弹痕迹专家工作。
勘查现场,查验弹头、破碎玻璃,检验枪弹痕迹……一切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经过鉴定,子弹是从5.6毫米小口径步枪中射出的,杀伤距离千米,人若被这颗子弹射中,非死即伤。
在排除了有人趴在不远处中山公园的围墙上向人民大会堂射击的可能之后,专家们按照当时苏联教科书的记载寻找射击点:一颗子弹穿透两层玻璃,两弹点之间划一条弧线,线的另一端便是射击点。依照这个理论,专案组很快划定枪击位置——来自长安街的快车道。如果推断成立,那么,就是有人在长安街快车道行驶的车内向人民大会堂射击!如果结论属实,问题就严重了,是有人故意制造事端!在专家们倾向这一分析,取得一致意见时,年仅26岁、连列席案情分析会资格都没有的陈建华却根据他自己的研究提出异议:勘验结果显示,玻璃破碎不均,前窗玻璃弹孔裂纹密而细,后面玻璃呈喇叭口型且发生偏移,弹道是变形的,据此可以肯定是远距离射击造成的。子弹在击穿一块玻璃后,力量减弱的弹头会改变方向,不走直线。因此,可以判断子弹应来自人民大会堂北面更远处的居民区。
然而,毕竟人微言轻,没有任何“资历”的陈建华的意见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依照绝大多数专家一致的判断,有关部门立即调动警力,对当日上午9点半到10点半经过长安街的1000余辆汽车进行调查,一辆车、一辆车地查找。好在当时机动车的数量远没有现在这么庞大,私家车几乎没有,所有机动车都登记在单位名下,查询起来并不十分困难。结果很快查到一辆枪响时分经过长安街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某单位的车可疑——车内存放有一支枪!于是立即扣留了那天在车上的两个人进行调查。但是,经过进一步查验,那辆车上的枪是德国造毛瑟枪,与射出子弹的小口径步枪不符,这个嫌疑因此被排除。再继续核查,结果那1000多辆车的嫌疑全部被排除。
破案工作陷入僵局。
此时,专案组接到周总理的指示:确保安全,尽快破案。在这个紧要关头,年轻的陈建华面对众多资深专家毫无胆怯,再次以科学的态度陈述了自己经过研究和仔细勘察得出的意见。专家们开始对陈建华另眼相看了。为尽快找到真相,周总理指示到西郊靶场进行试验。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推论,陈建华跟随专家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到北京西郊靶场,又请城建部门协助,仿制了与人民大会堂完全一样的窗框和玻璃,再请来射击技术精准的国家射击队队员,用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在陈建华推断的400米的距离内反复射击。之后,专家们将子弹穿过的玻璃一一从窗框上卸下来进行拍照、观察。
这次现场实验整整打碎了两卡车玻璃,检验的结果有两块玻璃上的弹洞痕迹完全与人民大会堂现场的碎玻璃相同,实践结果证实了陈建华的结论。
据此,北京警方立即派侦查员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居民区查找。因为这个地区住着不少首长,调查工作很不容易做。结果周总理下指示,所有住户必须一一接受调查。有“尚方宝剑”,警方在划定范围的200多户居民中,很快就找到了打枪人,并查清了枪击事实,与现场勘察结果完全吻合。于是收缴了那支捷克产5.6毫米、6条膛线的小口径步枪。原来,2月2日那天上午,这家的一个学生嫌树上的小鸟叫得心烦,于是取出枪便朝树上打去。谁知,这颗瞄准飞鸟的子弹却不偏不倚飞向了几百米开外的人民大会堂,险些造成了一桩严重事件。
这户居民距离人民大会堂二楼的玻璃427米,正好在陈建华预测的400米左右的范围之内!
陈建华1940年生于上海,自幼喜欢数理化,1957年在上海北郊中学读书时参加数学竞赛获奖,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成为该校首届应用力学专业的学生。1962年大学毕业之后原本打算潜下心来在应用力学的领域继续做学问的他,却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研究工作。等到具体的工作单位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报到之后他才知道,公安系统之所以需要一位研究应用力学的人才,是与国际政治有关——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印度之间由于边界等问题关系一度紧张,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可能被上升到“事件”的高度去理解。一次,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一块窗玻璃被不明物体击碎,原本不大的事情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不由得让对方猜疑。但是,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鉴定依据,是子弹击碎还是外来高速投掷物所致,既不能认定也无法排除,只是在双方认可的情况下排除了“故意枪击”的可能方才了结。这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下很令人尴尬。在我国当时的痕迹鉴定领域,还没有对击碎玻璃的勘验进行过研究,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引进一位应用力学方面的人才,于是,“书生”陈建华便因此走进公安队伍,穿上了威武的警服,成了一名公安科技领域的新兵。
这是一个初创的、艰难的同时又充满荆棘的使命,但必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完成。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对玻璃弹痕的研究非常重视,专门特批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实验室设在北京北郊的清河镇。说是实验室,不过是几间简陋的平房,一个25米的室内靶场。研究力学理论的陈建华开始了动手实验。是初创,也就没有框框,陈建华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一步一步的实验。他首先用不同型号的枪、弹弓、石块等物,在不同的距离一一击碎不同厚度的玻璃,之后在显微镜下细细观察、分析玻璃被穿透后的纹路及形态,然后做出规律性的鉴定。如此枯燥的重复一天要进行上百次。
按照原有教科书的理论,枪弹或者石头的击打痕迹均为弓型花束,但是陈建华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却发现了相同中的细微差异。经过半年多的实验、分析,他在数以万种的弓型花束裂纹中辨析出,枪击与石击,同心圆方向上裂纹都呈现弓型花束纹,但在辐射方向上裂纹的断面上,却可以看到这样的不同:石头击打后,玻璃仍是呈现弓型花束纹;而枪弹的击痕,却在断面上呈现出平滑的镜面状!实验更令人振奋的发现是,子弹在穿透玻璃时,会因为射程的远近而呈现不同:如果射程远,子弹会改变方向!
半年多艰苦而枯燥的实验得出的结论令陈建华激动不已,他非常希望能够在实战中检验他的研究成果。
这次“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检验了陈建华的枪弹痕迹研究,也由此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对私人持有枪支的重视。周恩来总理指示公安部门尽快出台枪支管理规定。北京市公安局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迅速出台了《北京市私人运动枪支管理规定》,并据此对全市私人持有的各种运动型枪支进行了收缴。同时,公安部也牵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此文立即在全国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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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陈建华除在枪弹痕迹检验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外,还以科学的态度对玻璃击碎痕迹的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攻克了国际上公认的区分击碎玻璃物体的难题。
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玻璃击碎痕迹鉴别技术在反恐、警卫以及其他反暴力事件中显现出其重要作用。而对相应的痕迹检验技术的要求也更高了。为了实践的需要,在攻克了普通玻璃击碎痕迹的难关之后,陈建华又开始了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研究。
同普通玻璃相比较,钢化玻璃的物理特征更为复杂。在受到重力击打之后,钢化玻璃即可粉碎成细碎的玻璃碴,给痕迹鉴定带来的难度远远大于普通玻璃。面对众多国际同行都一时难以破解的难题,陈建华没有退缩,他知难而进,一如既往地以科学严谨的精神开展枯燥烦琐的实验,研究钢化玻璃击碎痕迹。一遍遍地动手实验,仔细地辨析,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特征,然后加以研究总结。功夫不负苦心人,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研究在经过了大量的实验之后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并很快应用在破案实践之中。
陈建华读书时,学的外语是俄语。为了方便阅读国外最新资料,45岁的他克服工作繁忙、记忆力减退等困难自学英语。那段日子,他如醉如痴,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学英语上面。一切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年逾不惑之年的陈建华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成功——他可以流畅地阅读英文资料,并且可以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了。
1987年,47岁的陈建华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加拿大安大略省司法部刑科所进修,时间一年。
那个实验室的设备在国际上是非常先进的,陈建华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整整一年的进修时间,除去睡觉,他几乎全部在实验室度过。当时加拿大已经是每周5天工作制,周六周日休息。陈建华却给自己安排每周工作7天。周末,当同事们回家休息或是驱车去游览安大略郊外的迤逦风光时,陈建华却独自留在实验室里研究资料或者动手做试验。
在加拿大一年的进修期满,陈建华研究的课题“钢化玻璃击碎痕迹”也获得成功。1988年10月,加拿大警方邀请陈建华参加当年的法庭年会。在这次法庭年会的开幕式上,加拿大司法部长史密斯特先生对中国警方派出的刑事技术研究人员陈建华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以及他的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个世界级法庭年会的讲坛上,中国警官陈建华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自己的3篇论文,并在宣读结束后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了与会各国专家的提问。陈建华严谨的科学探索精神以及在刑事科学方面的建树博得了各国同行阵阵热烈的掌声。
对于陈建华在世界火器鉴定史上作出的贡献,在第九届国际刑警组织法庭科学大会上,一位英国伦敦警察厅的代表在发言中称赞他说:“中国的陈建华解决了区分枪击和高速投掷物击碎玻璃的难题!”
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加拿大警方郑重向准备回国的陈建华提出,如果他本人愿意,他们十分希望陈建华能够留在他们的实验室工作,加拿大警方将为他提供一切必备的实验设备以及丰厚的生活待遇。
这种机会不是所有进修人员都可以获得的,对于一个刑事技术研究人员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陈建华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请求,并对加拿大警方的挽留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深情地对加拿大同行说:“我是中国警察,我的科研成果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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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研究的枪弹击碎普通及钢化玻璃痕迹的鉴定方法屡屡在破案中应用,给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助了一臂之力。1994年,利用这项技术勘验某使馆车弹痕还警察清白的故事他的同事们至今记忆犹新。
1994年9月20日,一名歹徒在北京通县持枪作案后,劫持了一辆面包车疯狂向北京市区天安门广场方向逃窜。为了不发生更严重的事端,公安机关快速反应,将持枪歹徒堵在建国门桥上。正当双方僵持时,歹徒突然劫持了一辆路过的轿车。这辆车并非普通路过车辆,而是某国驻华大使馆的公务车。车主突遭劫持随即激烈反抗,穷凶极恶的歹徒竟开枪向车内射击,致使车内的两名外国儿童中弹身亡。紧要关头,北京警方火速调遣大批警力,最终将歹徒击毙。但是,事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散布谣言,说是中国警察开枪错把外国儿童打死了。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该国驻华使馆也派出了他们的验枪专家来华查验此次事件。
为正视听,陈建华和战友们接受了勘验死者死亡原因的任务。他们对大使馆的车进行了仔细检验,最终证实只有在车右后门开启的情况下,在凶犯站的位置上开枪才能形成车上的弹痕,从警察所处的位置上不可能将子弹打到外国儿童的身上。陈建华与其他参与现场勘验的刑事技术人员绘制出现场弹道线图,并依此作出详细的现场勘验报告。科学的鉴定结论最终得到该国那位资深痕迹专家的认可,“中国警察开枪误杀外国儿童”的谣言迅速被平息。
一向以尊重科学,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的陈建华曾经在“文革”中两次不畏权势,根据客观事实对事件现场作出科学结论。说来也巧,这两次事件都与一个当时的“大人物”有关。
其中一次是1970年6月,一支中央领导的车队从北京南苑机场返回市里。行至临近天安门不远的前门附近时,突然,车队中一辆汽车的玻璃被飞来的不明之物击碎。车中坐的,正是康生。这个有战争经验并且极其敏感的“大人物”认为:“声音很清脆,极大可能是枪打的!”
如此显赫的“大人物”的车队受到“袭击”,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作为刑事技术人员的陈建华奉命到中南海对被击碎的车窗玻璃痕迹进行技术鉴定。他用照相机拍摄下了玻璃被击碎后的照片,用棉花球仔细提取了玻璃周围的附着物。回到实验室后,他立即对所采集的样本进行了化验。结果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铅、铜等子弹穿过遗留的痕迹。再通过自己最新研究的科学方法分析车窗钢化玻璃被击碎的痕迹,完全排除了枪击的可能。陈建华经过初步分析推断,极有可能是高速抛射起来的石子击碎了车窗玻璃。
当时正是“文革”当中,一切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问题。为了慎重做出结论,陈建华专门跑到事发路段进行实地勘察,结果发现当时前门大街一带正在修整马路,路面上散落着不少碎石子,重重的车轮轧过,碎石子很容易弹起打在车窗玻璃上。这证实了陈建华的判断。
但当时负责这一事件的公安部的某位领导对陈建华做出的结论并不满意,指示他再用不同型号的手枪重新进行枪击实验。
陈建华知道再做枪击试验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迫于上级领导的命令,他只好借用不同型号的手枪,做击碎钢化玻璃的实验,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依旧以尊重科学的态度,郑重地在结论报告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多年以后陈建华回忆起这件事,他依然严肃地说:“对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认定的确非常复杂,没有经过反复严谨的科学实验,我是不敢妄下结论的。人命关天,作为一名刑事科技人员,我所肩负的使命是重大的,不能因为迎合某种权势而放弃实事求是的根本,科学是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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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刑事技术人员,陈建华没有满足于枪弹痕迹方面取得的成就,他把研究的领域拓展到指纹检验的难题上。在现实生活中,塑料制品比比皆是。在现场勘察工作中,他发现面对犯罪嫌疑人遗留在塑料制品上的可疑指纹,因为检验技术不过关而无法使之显现并且提取检验。这个刑事技术的“缺陷”致使作案者逍遥法外,这是一个从事刑事技术的人员不能容忍的。上世纪80年代初,责任感与使命感让陈建华涉足疑难指纹检验领域。
陈建华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外资料注意到,1982年5月,美国首次报道了用含有氰基丙烯酸甲脂超级胶熏显隐性指纹的新技术。据说,这项新技术的诞生,缘自一个偶然的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驻日美军在整理库房时,从一个装超级胶的塑料废罐内壁上发现一枚清晰的指纹。美国刑侦专家非常关注这个偶然的发现,他们从日本购买了那种超级胶带回国内进行研究实验,发现显现指纹的效果很好,甚至可显出用激光都未显出的指纹。
陈建华借助这份资料,决定实验研究这项技术。由于国内不生产这种超级胶,陈建华跑遍了北京大小几十家化工单位,走访了十几位专家,在化工专家的帮助下,他找来若干种成分相近的黏合剂。经过无数次实验,发现常用的“502”胶与美国资料上那种超级胶具有相同的化学特征。于是经过大量试验,用“502”胶在塑料制品上提取显现指纹的方法获得成功。但令人不十分满意的是,用这种方法显现指纹的时间需要几小时甚至数天,这样会拖延破案的时间。与此同时,资料报告说美国人开始用各种胺类、脂类、醚类进行催化试验,显现指纹时间被缩短到1小时。受到启发,陈建华也找到了一种叫氰氧化钾的催化剂,经试验,灵敏度要比美国人的高1倍,但因程序太复杂同样不适于现场使用。
催化剂和“502”发生聚合反应的过程,给了陈建华一个重要启示:聚合产生热量,能使“502”的分子大量逸出。美国人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们把灯泡加热器、超级胶和待显示客体一同放在玻璃缸内,显现时间被缩短到10分钟。陈建华也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一个大塑料袋、一个土造的加热器,只听“吱”的一声,“502”冒出了一股白烟,数秒之后,一枚清晰的指纹出现了。此方法,即使“502”已经干硬,亦能照常使用。不仅在塑料制品上,经过更广泛的试验,遗留在橡皮、绸缎上的指纹,经过特定时间和温度加热后,亦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
1990年安徽黄山一位外宾失窃6000美元案中,被盗钱包从厕所内捞出后经干燥处理,警方用“502”法仍然迅速显现出了一枚清晰、完整的指纹。经指纹比对,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抓获。
那一年,在秦皇岛附近的海滨发现一具被掩埋的已经开始腐败的裸体男尸,当地警方在勘察现场时找到一条印有北京某写字楼字样的床单。北京警方接此情况后经过调查,得知在这一写字楼办公的某公司总裁丛某此前神秘失踪。刑侦经术人员用“502”黏合剂显现技术,从失踪总裁办公桌上的塑料文件夹上提取了一枚指纹,与那具无名尸的指纹进行比对,确定掩埋在秦皇岛海滨的死者即为丛某。根据其他线索,一起涉及7000万元人民币的金融诈骗案告破,杀人抛尸的作案者也随即落入法网。据此深入调查,涉及京城金融系统多名高官受贿的黑幕也被拉开。
2004年10月21日,北京北新桥幼儿园发生一起杀人案,一名女保育员和一名男童被歹徒用残忍的手段杀害。北京警方到现场勘察时,发现现场的四部灭火器都被移动过,且被害人身上也留有灭火器砸伤的痕迹。于是用“502”黏合剂成功地提取了几枚指纹。经过与此前发生的几起类似案件的现场指纹进行比对,很快认定此案与之前发生的几起杀人案为同一案犯所为,根据指纹及其他线索,曾经因杀人、强奸被监禁,刑满出狱又再次作案多起的付某被抓获。
二十多年来,“502”指纹显现器在北京地区就认定犯罪嫌疑人近万名。这项被称之为一次指纹显现技术革命的“502”黏合剂显现技术当年便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且走出国门,应用于其他国家的刑事案件现场勘察工作中,为中国警察赢得了荣誉。
2000年,由陈建华主持开发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枪弹痕迹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弹壳部分)解决了一个涉枪案件甄别和认定的难题——案犯异地作案的串并甄别。
枪弹痕迹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第一次开通后,即对全国各地90起尚未破获的涉枪案件进行数据比对,当场即比对成功40起枪案痕迹。
近些年来,陈建华除了完成枪弹击碎玻璃痕迹及指纹等科研项目之外,还主持“九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现场图形自动测绘系统”。2000年6月经过有关方面的鉴定,认为该项目已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该系统及应用软件使目前国内刑事案件现场的测绘更加准确。
作为享誉国际警界的痕迹鉴定专家,已过退休年龄的陈建华依然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他毕生从事的刑事技术科研领域,每天,还会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涉枪疑难案件需要他作权威的鉴定……
发稿编辑/浦建明
篇名书法/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