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意见是“唐时物,最晚不过北宋”。
前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一组彩塑佛教造像,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乐、抬棺神将的石棺等器物。1950年lO月,南京博物院对南唐钦、顺二陵开始发掘,虽然陵墓已多次遭受盗掘,出土物仅600余件,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这个在中国雕塑史上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貌和雕造风格,其中尤以陶器人佣见多,轻松明快,以体现当时世风情趣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北方占尽天时地利,寺庙石刻等都有大制作,而江南的雕刻显得较为弱势,但由于宗教信仰深入人心,宋道发指出,因“吴越国王钱弘傲素重佛教,在其所治之地,广兴佛法。他应天台德韶、螺溪义寂之请,遣使携带财宝到日本、高丽,请回天台教典,并且大力支持义寂、义通等对天台教典的研习与弘扬,……天台宗风为之大振,再呈中兴之势”(宋道发《吴越王钱弘傲与宋代天台宗的复兴》,载于《吴越佛论文集》,http://cn7s blog.163 com/blog_)。
所以五代吴越王钱弘俶时雕塑之风颇兴盛,南京栖霞寺中舍利塔八相图,即为其时塑造,雕刻的故事分别是托胎、诞生、出游、逾城、降魔、成道、说法和入灭;雕饰精美详妙,手法有如六朝画风,为此一时期最耀眼最重要的作品,另外杭州南山翁家岭南部山腰的烟霞洞遗物尚多,洞内造像依洞势分布雕凿,据《浙江通志·山川一》,传说:“洞中原有五代石刻罗汉六尊,吴越王补刻十二尊,共成十八,旁有佛手岩……”至清代都有续刻,是杭州南山造像最重要作品,也是江南宗教石刻的代表了。
宋代雕刻在材质方面仍然继承了前代的传统,除石刻、木雕外金属铸铁等造像均有延续。金属造像遗存比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金铜像,河南登封中岳庙镇库铁人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用直保圣寺的罗汉像、吴县东山紫金庵的佛坐像、罗汉都为宋代遗物,那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他们似乎是具有内心的思想活动,从静默的盘坐中倾泻他们的凝神和关照,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相貌形态。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道教形象的一方代表。
北方的辽、金在其区域亦有石窟开凿,并有寺庙造像遗存。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像,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唐风依然,但又体现出这一时期匠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匀称、秀美。辽代许多佛塔还有精美的浮雕。陵墓石刻则主要见于河南巩县,共有8陵,现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干余件。自永昌陵以后形成定制,大体沿袭唐陵规范,而内容有较大差异。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等组成。
随着宋代政教伦理及日常生活习俗的改变,百姓的墓室之内随葬品亦有变化,出现了大量直接模拟现实、表现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即俗称“明器”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还出现很多宋、金、以迄表现杂剧演出活动的浮雕式砖雕,生动、活泼、有型、有趣。
南京博物院藏北宋木雕供养人像出于江苏太仓的茜茎塔的地宫内。有明确的纪年:正和元年(1111年),形象肃穆虔诚,呈站立姿势,体态丰满圆润,头挽高发髻,饰有花冠、卷草,脖佩项圈璎珞。上身微向前方侵斜,左手搭右腕闲置腹上,脸部神情安详,犹存唐韵。另南京博物院藏有很多件宋末武士石雕佣刻及飞禽瑞兽等大件雕刻,目前尚未与世人见面。
梁思威先生20世纪初留美期间在其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见到了这里所展出的易县八佛洼三彩罗汉像,他这样评价道:“其貌皆似真容,其衣褶亦甚写实。……或容态雍容,……或蹙眉作恳切状,要之皆备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缈之神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唯容貌也,即其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写实为主;其第三量之观察至精微,故成忠实表现,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参见孙振华《中国古代雕塑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132页-135页)
这样总体而言,宋代雕刻唐风依久之外稍显不足的是时代已矣!昂首阔步的年代早已不复,匠师们更愿意表达偶尔逗留在心中的妩媚或浪漫或那么一点点崇高。宋陵石刻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逊于前代甚多,但造型尚属严谨,对明清两代的延续深有影响。唐代的塑壁之风至宋犹盛,保定隆兴寺的塑壁即为宋代遗存,加以山水树木鸟兽建筑楼塔,还融合上画风,苏州的保圣寺原也有塑壁,但早已被基本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