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左传》一书兼具史料性和思想性。它所载录的史事，涵括孔子一生亲身经历和直接、间接得以耳闻的时代，反映孔子思想、学问得以形成的背景和土壤。而它的思想和立场，继承自孔子和孔门后学，与《论语》往往有相通之处。将《左传》与《论语》并观，常能同时加深我们对这两部著作的理解。结合《左传》的叙事对《论语》孔子中关于“君子”的若干教诲加以深入分析，既有助于显明孔门“君子”教义的深层意蕴，亦可窥见孔子“君子”思想得以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

关键词：左传；论语；孔子；君子

《左氏春秋》，又名为《春秋左氏传》或《左传》，不同的名称揭示了这部作品不同的面相，说明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称之为《左氏春秋》，侧重于讲述事实，表明它是一部史籍；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或《左传》，则表示其为“《春秋》经”之传，是一部重在发明义理的哲学著作。作为《春秋》之传，《左传》与其他先秦儒家典籍的思想有内在呼应、相互促成之处；作为史事的汇编、记录，其书又集中保存了春秋两个多世纪社会政治生活的经验事实——这些事实，可以视为春秋末老子、孔子乃至战国诸子百家学说得以酝酿、兴起的共同土壤。

《左传》成书于一人还是一个学派的多人之手，千载之下讫无定论，但其作者必然是了解、赞同（或部分赞同）孔子思想的孔门后学，这一点历来没有疑问。因此，《左传》全书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时时闪现出与《论语》相同或相近的观点、立场，时而也载录一些不见于《论语》和其他先秦典籍的孔子言论。将《左传》与《论语》对读，常能同时加深我们对这两部著作的理解。又因为《左传》中的历史记录所涵括的时代，正与孔子所修的《春秋》相始终，这个时段也是孔子一生亲身经历和直接、间接得以耳闻的时代（所谓“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是孔子集中观察、思索的对象和他的思想、学问得以形成的土壤。可以说，《左传》是以一种与孔子近似的立场、眼光来观察、讲述、评论孔子一生所见、所闻的那个时代。因此，将《左传》中载录的事实与《论语》中的言论对读，既有助于显明孔子教诲在当时的真实意蕴，亦可窥见孔子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内在理路。这里尝试围绕孔子一生特别关注的“君子”问题，聊举两部著作中尤其显著相关、相合的若干事例以相互参验，或可对孔门“君子”教义有所发明。

一、“君子矜而不争”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出自《论语·卫灵公》，是孔子针对在位君子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对理想君子为人的描述。

“君子矜而不争”，言君子当庄重自尊、不与人争，其言明白质直，历代学者素无疑义。如何晏注引包氏云：

矜，矜庄也。①

皇《疏》引江熙云：

君子不使其身侻焉若非，终日自敬而已，不与人争胜之也。②

朱子《集注》曰：

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③

自郑玄、何晏以迄于刘宝楠、程树德诸家，或言训诂、或言义理，往往递相证成，无重大分歧。

今日学人或启疑窦，有以为“矜”当训“鳏”或“竞”者，④殆因时殊世异，孔子当日发言之背景既已模糊，斯言之微旨遂尔湮没，后人委曲求之，不免穿凿过甚，转失原意。《左传》所述的一系列事迹，或可作为孔子发论的背景，有裨于今人的理解，今举数事言之。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

……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左传·宣公二年》）

此事发生于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由于主将华元战前以羊羹飨士时遗忘了自己的车御羊斟，引起羊斟在战争紧急关头进行报复，终于导致兵败将擒。通观《左传》所记的二百余年，诸侯争霸、诸卿争政、大夫争宠，上下交争，以致亡国破家、祸乱相属，上述事件，属于其中一例。考察《左传》中历次纷争中的主力，正是列国中在位的贵族君子，羊斟即是其中一人。孔子倡言君子不争，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

对羊斟事件，尚有一点须要注意，即：它起于当时贵族特有的自尊和荣誉心理。自尊自贵，是当时贵族普遍具有的精神侧面，被视为君子之为君子的性格基础，所谓“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意谓君子能够尊重他人（“及人”）、敬重传统（“有礼”），皆源于君子能够自尊（“贵其身”）。此种自尊精神，即是“矜而不争”之“矜”。它既是外在举止的庄重，又是内心高度的自尊自爱，是人能够自强不息成就道德的基本动力。

春秋时代贵族的强烈自尊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点后来又为战国的“士”所继承发扬，“二桃杀三士”一类故事就是这一传统的寓言化写照。在《左传》中，由于贵族君子不受礼遇而挑起的争端，隐然形成一个系列，如《左传》“庄公十一、十二年”记述了宋闵公因讥笑南宫万曾作过鲁国的俘虏，导致南宫万叛乱弑君；“宣公四年”郑灵公以大鼋宴请群臣，唯独召公子宋赴宴却又不许其食鼋，使之蒙羞，最终导致君臣失和，郑灵公被弑；“宣公十七年”晋卿郤克出访齐国，齐顷公使其母偷偷观看，其母发出嘲笑声，激怒了郤克，导致齐、晋关系恶化，鞍之战爆发。

上述三事，关涉到两位国君的横死和一次大战的爆发。《左传》的作者并非不知道，这些重大的政治灾难背后都有深层的原因，比如各国卿大夫势力的日渐崛起，比如齐、晋两国的长期争霸拉锯，但是，《左传》的叙事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它想揭示：骇人听闻的灾难并不一定都有同样骇人听闻的诱因，毁灭性事件常发端于君臣们进退揖让之间的玩笑、疏忽或一瞬间的愤怒，发端于贵族的自尊心。因此，如果从《左传》的角度看《论语》的“君子矜而不争”，那么，它并非一句孤立的教诲，它实际涉及到一个特殊时代中一个特殊人群的一种特殊品质，即：纷争失序的春秋时代在位贵族君子们的自我矜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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