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一九六七年六月说过:“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毛泽东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当时代表上海工人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它的领导人王洪文在“文革”后期更是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被毛泽东当成接班人来培养。因为有了“工总司”,上海的“文革”与其他地方相比,便有了其特殊之处。因此,对“工总司”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迄今对“工总司”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依据两类资料:一类是“文革”时期的传单和报纸,另一类是“文革”后当事人的交代材料。这两类材料当然十分重要,但又有着明显的缺陷。前者在“造反有理”的政治环境下以“文革”话语渲染、强调“工总司”的造反精神及辉煌战绩,旨在突出“工总司”作为造反派的“光辉形象”;后者则是“工总司”主要成员在“文革”结束后作为犯人在关押和受审期间的罪行交代。显然,这两类材料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主观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对“工总司”的进一步研究,发掘上述两类资料之外的新资料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这里要介绍的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以下称《工作笔记》)就是研究“文革”初期的“工总司”十分重要的新史料。叶昌明一九四四年三月出生,“文革”开始时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室工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工总司”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后任“工总司”常委。参加“工总司”并成为主要负责人后,叶昌明记有工作笔记,现有五本存世。这五本工作笔记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第一本起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五本止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涵盖几近八个半月的时间,总共约十三万字。其中第一本为三十二开笔记本,第三本为三十二开黑色硬面抄,第二、四、五本均为当时十分常见的六十四开工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