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或组织所作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或长久铭记。澳门南光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她虽然位列中央企业100名之后，但却是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上留下自己光辉名字的两家央企之一：“从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贸易部系统将有可能被美国冻结、扣留的约2.4亿多美元的外汇和物质，绝大多数抢购抢运回国。经由中共港澳工委领导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不避风险，鼎力相助，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P121）

其实，这还只是南光公司可以载入史册的众多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家在内地默默无闻的中央企业，在澳门却不同凡响，具有非凡而持久的影响力。以致许多知情人说，南光公司的发展与作为及其创始人柯正平的历史贡献，构成了澳门当代史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恢弘的篇章，如果不讲南光历史和柯正平的历史，澳门的百年史就会模糊不清，或者严重残缺不全。

南光公司与新中国同龄但先于新中国一个多月成立。1949年五六月间，中共港澳工委澳门分工委负责人柯正平接到在澳门创立贸易公司的指令（《国际商报》1989年8月24日）。经过数月筹备，同年8月28日，柯正平借用新马路100号“新中行”的阁楼设立了“南光公司”。正是这家当初只有启动资金5万港元、4套办公桌椅、4名员工的公司，在日后6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与祖国共命运、与澳门同呼吸，成长壮大为在澳门进入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资企业。在澳门回归之前，这家公司有力地促进了澳门平稳回归的进程；在澳门回归之后，为实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推动澳门稳定繁荣和更大发展尽心竭力。

1989年，在南光公司成立40周年庆典上，时任澳门总督的文礼治说：“南光公司一向以来在澳门担当重要角色，而该角色不仅只限于经济和企业范围内。40年来，南光公司一向发展着一个对澳门繁荣作出极大贡献的重要商业活动。而且，亦须强调南光公司在增进及加强澳门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上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南光40周年》）

2009年，在南光公司成立60周年庆典上，当时的澳门特首何厚铧说：“60年前，南光公司代表伟大的祖国，肩负起神圣的使命，在澳门扎根和奋斗。在一段漫长的岁月中，南光公司领导驻澳中资机构，团结澳门各界人士，供应社会生活所需，推进爱国爱澳事业，让广大澳门同胞时刻感受到祖国的支持与关怀，为澳门最终顺利回归祖国，作出了无可代替、实至名归的贡献。”

历史诠释了“南光”的深义：南光者，南国之光也！此光穿透62年时空，灿烂于政治、灿烂于经贸、灿烂于文化、灿烂于变革与重振，并将照亮未来。

大智大勇 国之砥柱

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为了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能够保持经济独立，防止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于是极具远见性地对港澳制定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澳门政治发展史》，吴志良，1999）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也提出：“在澳门这一特殊地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机构与组织。”南光公司的成立，便是这一国家战略与意图在澳门的执行和体现。

创办初期的南光公司在支前司令部领导下，1949年至1950年的主要任务是为支援广州市解放、海南岛解放和万山群岛解放，为北方解放区输送粮食等短缺物资；1951年至1952年的主要任务是“抢运”战略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这在内容上是经济工作，但在性质上却是作为当时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去完成的。

“支前”和“抢运”

“支前”的任务有三：一是支援广州解放。主要任务是负责把从开滦煤矿运到公海的煤炭过驳到船上，再把煤押运到广州五仙门发电厂，以保证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州的电力供应。据麦耀天回忆，当时与他同船工作的还有新中行的柯德和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运煤船每天对开往返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不可以迟到，迟到一天广州就会停电。二是支援海南解放。1950年1月2日，中共华南分局作出《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决定》。根据华南分局安排，南光也投入到紧张的备战物资准备工作中。琼崖纵队负责人之一的符铁民年初进入南光，肩负起领导南光在澳门为海南岛解放筹备物资的任务，大量购买大米和电台，货物一到立即安排运往内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三是支援解放万山群岛。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据守的广东省万山群岛发起进攻作战。为支援这次战争，南光协助开展物资补给，购买食品送到珠海。“一天之内把澳门市场的饼干全部买光了。”同时还安置了30多名在万山群岛作战中落水后被救援到澳门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他们顺利返回前线。此外南光公司还大力支援广东度春荒。1950年初，广东各地面临严重粮荒且殃及港澳。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主席和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指示华润和南光利用归国华侨在海外的关系，设法以私人名义购入粮食，先运到香港或澳门，再设法运往广州。经过艰苦努力，在归侨蚁美厚和邓文钊先生等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港澳并转运至广州，既帮助广东渡过了难关，又缓解了港澳本地粮食困难，还有力地支援了进军海南岛部队的粮食筹措。

“抢运”的任务有二：一是抢运“两航起义”的航空器材。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在香港起义飞往新中国，一直在澳门运作的中国航空公司通信课无线电车间的员工也同时宣布起义。当起义后在澳门“信达”货栈堆积如山的中航通信器材装箱等运回国之际，澳萄当局先是下令查封，后经澳门爱国同胞紧急斡旋，澳督最终同意暂不扣留但限48小时离境。经过员工们肩扛手抬及码头工人的帮助，终于将2 477个笨重木箱全部装上3艘伪装的大木船，沿珠江经广州再换军列，于1952年2月运抵天津。经过多方合作努力，到1952年底，共运回器材15 000箱件、汽油3 600桶和其他物资若干。这批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用这批器材组建的太原飞机修理厂和天津电讯修理厂，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抢运“禁运”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加紧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1951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 700多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先后参加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并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知名人士协助，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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