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下面称之为数学家——写下了2+2=4这个式子,如果另一个人——下面称之为历史学家——想知道数学家在纸上写下这些符号时在想些什么,他必须像一个合格的数学家那样想数学家之所想,并把思想的结果表述为2+2=4,否则,他便不能回答“数学家在想什么”这一问题。当他解释纸上的符号,并且说“数学家用这些符号表示了2+2=4的思想”时,他同时在想:(1)2+2=4;(2)数学家也认为2+2=4;(3)数学家在纸上记下这些符号,用以表述这一思想。有读者说,“噢,你所举的例子只是说明历史确实是思想的历史,这对你当然很容易;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一场战役或一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我不想说服他们。但我要回答说,我能够,读者您也能够,只要您去试。
我由此得出了第二条定理:“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re-enactment)。”
当我理解了纳尔逊说“我赢得了荣誉,我将带着它们荣耀地死去”这句话的意思,我是在设想自己处于纳尔逊的位置:胸前挂满勋章,暴露在敌方射手滑膛枪短距射程面前,而有人却建议我不要成为惹人注目的目标。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需要换掉自己的衣服吗?并用上述的话对此做了回答。理解这些话意味着我重新思想了纳尔逊在说这话时的思想:此刻不是去掉荣誉饰物来挽救自己生命的时候。除非我能——或许只在一瞬间——自己思想这一切,否则纳尔逊的话对我便没有意义;我只能像心理学家那样织就一张冗言之网来包裹它们,谈论什么色情受虐狂、罪恶意识或者内倾、外倾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思想。
不过,重演纳尔逊的思想是伴有差别的重演。纳尔逊的思想作为他自己的思想和我对它的重新思想毫无疑问是同一个思想,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不是一个思想而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不同之处何在?在我对史学方法的研究中,没有哪个问题比这一问题更让我费神的了,好些年以后我才求得了完满的解答。区别就在于背景(context)不同。对于纳尔逊来说,那思想是一个当下(the present)的思想;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当下仍然活着的过去(past)的思想,凝缩在现时之中而不是处于自由状态。何谓囊缩(incapsulation)着的思想?就是那种完全鲜活但在发问者的心灵里并不能成为问答综合体的一个部分的思想。问答综合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现实”(real)生活,即表面的或显现的现在。对于我或对于那个初看起来我认为是我的人来说,“是否需要脱掉我缀满勋章的衣服”这一问题是不会提出来的。提出来的问题只会是,“我继续阅读这本书吗?”往后是,“对于一个考虑如何使这场战斗转败为胜的人来说,‘胜利号’的甲板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再往后,“如果我处在纳尔逊的地位我会做些什么?”最初的这一串问题构成了我的“现实”生活,其中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以“我赢得了荣誉,我将带着它们荣耀地死去”这句话来回答。穿过心灵的表层深潜下去有这样一种生活,在那里我不仅能够思考纳尔逊,并且我就是纳尔逊,因此,我对纳尔逊的思考就是对自己的思考。不过,第二种生活不允许无节制地浸入第一种生活,禁止的方式就是我所谓的囊缩,即让它存在于最初的或表面的知识背景之下,这就把它固着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因而禁止了它的泛滥。我所谓的表面知识是指这一类知识:特拉法加战役发生在90年以前;我是一个穿着紧身衫的小男孩;这是我父亲书房的地毯而不是大西洋,那是书房的镶板而不是西班牙海岸。
这样我又获得了第三条定理:“历史知识乃是对囊缩于现在思想背景下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现在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的对照,把后者限定在另一个不同的层次上。”
我们如何辨识“现实”生活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呢?是通过察看历史问题的提出方式。每一个历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现实”生活提出来的。剪贴史学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人们首先得养成读书的习惯,然后书本会把问题塞进他们的脑子。然而我谈的不是剪贴史学。在我思考的那种史学中,在我终生实践着的那种史学中,历史问题是从实际问题中提出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明白地认清我们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切问题所由以产生的那一层面是“现实”生活的层面,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涉及的那一层面是历史的层面。
如果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是过去的思想,如果他是通过自己重新思想它们而知道了那些思想,那么,他通过历史探究而获得的关于环境的知识就不是那种与他关于自身的知识相对立的知识,而既是关于环境的知识,同时也是关于他自身的知识。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识。
这一连串思想直到1930年前后才最终完成。由此我便完成了对大战以来一直萦绕心怀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如何才能建立一种人文(human affairs)科学,就像自然科学已经教会人们应付自然界的各种情况那样,使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处理人类事务的技巧?现在,答案是清楚而肯定的,这种人文科学就是历史。
这是在19世纪以前不可能获得的发现,因为史学直到19世纪才开始进行一场培根式的革命,从剪贴史学的蝶蛹状态演化成蝶,成为——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一门科学。正因为18世纪的史学尚处于蝶蛹阶段,所以,18世纪的思想家们在看到有必要建立人文科学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史学而是视为一种“人性的科学”。所谓“人性的科学”在诸如休谟那样的人那里,以其严格的经验论方法实际上是对当时欧洲人的心灵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这种研究毫无根据地设想,人类心灵的功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同于18世纪欧洲人的心灵。19世纪的思想家们同样研究人文科学,他们视它为“心理学”,因而把认识归结为心理活动,真假之间的区别被抛弃了,科学的真实含义被否定了,心理学本身也最终陷于破产。但是,史学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本然的历史取代了剪贴史学。这场革命也彻底清除了那些伪科学,使真正的、实际的、可见的和迅速进步的知识形式得以确立。现在,人们第一次被置于这样的位置,在那里他要服从“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的古老格言,并获得只有这种服从才能给予的好处。
节选自《柯林武德自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