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国家“向科学进军”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战略,结合上海城市特点和经济现状,确定了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即上海工业向高、精、尖发展的战略。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为此,围绕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上海市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建设重点学校、培养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有力地保证并促进了上海高素质科技人才及其后备队伍的培养。
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出现了以原子能、电子和空间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这就为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促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新课题。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基于对科技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各类建设人才匮乏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现状的了解,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并组织力量编制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
1956年,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的上海,在党中央“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和“向科学进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之后,随着对上海工业发展“瓶颈”的认识日益深刻,上海清晰地意识到,必须要自觉地顺应形势,把老工业基地从传统的技术基础转移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去,实现上海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产业能级的提升,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才能使上海利用其历史上形成的相对较为雄厚的教育、科技基础和工业发展水平,在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此,上海提出了上海工业向“高、精、尖”发展的战略。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人才建设,特别是掌握先进科技知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当时上海科技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高等院校来实现的。据统计,1957年上海的高等学校仅有18所,在校生只有3万8千余人,专业108个,且许多专业设置已显陈旧。教师有6619人,很多人面临知识结构老化、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高等院校毕业生仅32680人,远远不能满足上海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①因此,如何加快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迅速适应国家建设的新要求,就成为当时摆在上海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新难题。
二、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
上海在制定的《上海市1958~1962年教育工作纲要》中规定:上海全部高等教育要大力发展尖端科学,与生产单位、科学研究单位密切协作,促使上海成为全国的工业先进技术基地的任务提早实现,并且进而为我国科学技术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贡献。②1958年至1960年,上海各高等学校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采取以下多种措施,积极探索加快发展高等教育之路。
1、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增加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是改善高校师生教学、学习和居住条件、改进学校硬件设施条件,促使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最主要途径之一。据统计,上海高教局直接领导的16所高等学校(业务部门办的除外),1958年度经费支出总数达3752万元,为1949年的80倍。其中教学经费、教学设备费均为1949年的600多倍;科研经费为1952年的380多倍(1952年前无统计资料);图书购置费为1949年度的980多倍;基本建设实际付款为1949年的15倍。国家设置清寒学生人民助学金,增加职工福利,教职工和学生享受公费医疗等。③上海各高校还特别注重加强实验室及其设备的建设,1958、1959年两年,上海共新建了128个实验室,仅1959年新建实验室用房就达29673平方米。④
2、调整高校布局,适应经济发展战略需求。1958~1960年间,上海从两方面对高等院校的布局进行了调整。一方面,上海新建了一批适应城市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高等学校。如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学院、上海外贸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上海市教育学院等;另一方面,上海增设了一批经济建设急需的新专业和新兴、尖端、边缘学科。据1959年11月的一份资料显示,上海高等学校在1958年先后增设新专业85个。1959年经过调整合并,正式确定的72个新专业,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尖端科学专业,共28个,占新建专业的39%,绝大部分属于机密或绝密,分布于交大、复旦、科技大学、化工、一医。二是老系新专业,共29个,占新建专业总数40%,分布在交大、复旦、同济、化工、水产、外语、戏剧。三是原中专学校改建为高等学校新设的专业10个,占新专业总数的14%,分布在上海铁道学院、上海机专、铁道医学院、医专、农专。四是新校新专业,共5个,占新建专业总数7%。⑤1960年,上海高等学校又新增了一部分尖端科学技术的专业和为加强数理化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农业大规模技术改造、高级和精密工业科学技术研究必需的专业。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和扩充,据统计到1960年上海高校由1957年的18所发展到39所(其中有19所为地方院校),专业数由101个增至413个,其中工科类专业由42个增至227个,在校生由3.87万人增至6.34万人。⑥同时,结合地方和企业部门的需要,上海高等学校还附设了许多夜大学和函授学校,培养了大批各种层次的经济建设人才。
3、加强重点学校建设,发挥示范带头作用。1959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将上海的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位列其中(1960年,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也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为了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中央和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加强对重点学校的思想领导和工作指导。在学校领导干部的配备上,中央派谢邦治担任上海交大校长;建筑工程部调李仲、张华、侯东升、刘金鼎、李同科5人参加同济大学党委;上海市委任命市委教育卫生部杨西光部长继续兼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直接领导校党委研究讨论重大工作问题。市委还经常了解华师大、交大、一医的工作,并将复旦、华师大作为各项工作的先行单位。⑦二是补充和培养师资,特别注重保证重点学校的尖端、机要专业必要的师资来源。除中央分配的归国留学生14名到第一批4所重点学校外,1959年上海全市731名应届毕业生,其中308名被分配进这4所高校。三是保证重点学校新生的质量。在招生工作中,上海对重点学校贯彻“优先录取”的原则,第一批4所国家重点高校均被列为首批录取的学校。四是加强投资,保证重点学校的教学与科研的需要。1959年,上海对首批4所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重点投资,投资总额为464万元,占市属高校投资总额的53%。五是确保尖端专业的建设。1959年,市委和学校的领导重点抓了分布在4所重点高校的15个尖端科学专业。六是加强专业建设,提高基础课教育质量。上海市高教局和交大组织了“普通物理学”示范性讲座,除吸收全市物理教研组教师听课外,还进行录音方便其他学校使用。⑧
4、加大师资培养力度,承担尖端新兴学科教学的重任。上海一方面从加强已有专业、建设新专业的要求出发,制订出师资培养补充规划,通过各种途径补充师资:有的是补充应届毕业生;有的是抽调部分学生,以半工半读参加教学工作的方式进行培养;⑨有的是到校外聘请有经验的干部、技术人员到学校兼任教学工作、开讲座,或作报告;有的在相近的部门之间,实行调整或兼课。如复旦大学就邀请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所的沈昭文、曹天钦、邹承鲁等研究人员为生化专业的学生上课。此外,各校间也组织师资力量的协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互兼课,开设讲座,或参加兄弟学校教研组活动。到1959年,上海高等学校有教师6000多人,其中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有2200多人(包括教授、副教授860余人),讲师、教员、助教5200多人,他们多为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⑩
另一方面,上海还通过多种方法培训,提高师资水平。有些学校制订了较长期的师资培养规划,根据学校教学及科学研究发展的需要,对教师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要求,并组织他们订出每年的读书计划,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他们培养成为能独立担任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合格师资。培养的方法包括:一是在教研组和老教师的指导下,参加教学、科学研究实践、办讨论班、短期训练班、组织外文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调查等。二是指导教师们按计划认真读书,充实必要的基础知识、理论知识和新科学技术知识。三是充分发挥学有专长的老教师和科学机关、生产部门专门人才的作用。如为加快青年教师掌握基础理论的速度,在原子物理方面将复旦大学的卢鹤绂、交通大学的程守株等知名专家组织起来,在业余或假期内为各校有关专业的青年教师举办讲座。四是通过集体备课、试教试导等方法全面提高教师水平。{11}此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以参加教学及科研实践,自力更生培养为主,边学边干边提高。同时,为提高现有教师的水平,上海各高校根据专业建设要求,有计划地选派部分青年教师去外校或国外进修。当时许多教师通过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实际锻炼,迅速成长起来,开始掌握新的学科,并担任了尖端学科方面的工作。如复旦大学在1959年一年中就开设了88门新课,其中数学系开出了概率论,并组织了概率论和数学统计2个专题的讨论,写出了10多篇论文,其中有2篇被发表在“科学记录”上。{12}同济大学新开的专业课中,90%是青年教师担任的,交通大学的277门课程中,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担任的有80%。交大工程物理系教师平均年龄只有22.5岁,且绝大部分为1958年提前毕业的。{13}同时,不少重点科学研究项目,也以青年教师为主力进行。
5、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为使高等学校培养出高质量的建设人才,同时为攀登科学高峰打下有力基础,上海除对原有的专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外,还从转变教学理念,革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方面,采取各项措施,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上海通过深入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克服“为教育而教育”的想法,确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念,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了修订教育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原则、步骤和做法,将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
其次,革新教学内容,改进课程体系。上海高校一方面开设新课,填补了许多专业和教学的空白点。如复旦大学化学系开设了放射化学和初级电子管技术2门课程,华东师范大学增设了核子物理、固体物理等课程。另一方面,还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改革,抽换了陈旧部分,加强了薄弱环节和现代化技术,并改进了课程体系。{14}如复旦大学数学系依据重大工程与尖端技术、现代物理、自动化、国民经济、大量计算任务的需要,并考虑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添设了计算数学等4门新课程,对统计数学、一般力学等7门课程的内容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新增内容大多占一半以上;原有基础课程,依概括更新的原则处理,并有所归并,如解析几何、数学分析(一)、数学分析(二)等三门课程合并成数学分析(一),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各门课程的目的性,加强了课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改进了课程体系。{15}
第三,改进教学方法,注重联系实际。和教学内容的改革相适应,许多高校根据师生结合、教学相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许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抓重点、抓关键,注意有启发性,注意教学内容的相互联系。同时,还普遍加强了实验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许多实验改变过去由教师准备好现成一套让学生去做的做法,改由学生自己动手做全部实验。一些课程的教学还十分注意将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结合生产的现场教学结合起来。{16}各校除在讲课内容中更多地反映当前我国生产建设的实际问题外,还组织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专题调查、科学研究,结合生产进行设计和操作。如上海水产学院淡水养殖三年级结合天然水面养鱼和水生生物等课程,在青浦淀山湖进行不同季节的水域环境及水产资源的调查。又如上海交通大学起重运输机械制造专业,在教育计划中增加了反映超重运输机新的发展方向的液压传动等课程的内容,新设了“超重运输机制造工艺学”课程,并把350吨水电站龙门超重机、三峡用20吨缆索超重机、北京火车站7.4米自动扶梯等结合生产的设计作为学生毕业设计的题目,从而使学生巩固了理论知识,提高了独立操作能力,提高了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的能力。{17}
第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上海各高校一方面鼓励学生在学习上既要刻苦钻研、又要发扬创造精神,另一方面,注意给学生留有更多的时间,提供相应的条件,以便于他们能够博览群书或参加科学研究。同时,对学生的辅导上,各个学校也注意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尽量做到因人而宜。如1959年,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机械四年级22名学生,他们在教师带领下,以4个月的时间设计成滚珠轴承自动线的全套设备,并绘制了5000多张图纸。通过这样的科研实践活动,这批同学的工作“实战”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他们毕业后,一般都能很快地独立工作。如其中有一位分配到第二印染厂的学生,工作后马上就能独立负责转盘龙门铣床的改装工作。{18}
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1958~1960年期间,上海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来培养适应上海城市发展战略需要的科技人才和后备队伍的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科教兴市的上海城市发展战略,仍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和总结。
首先,由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任何经济建设都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宏观调控,并采取集约化的资源利用政策,可以迅速地实现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与人才培养教育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从而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与人才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高等学校围绕着“向科学进军”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围绕着工业向高、精、尖发展的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学校布局的调整、重点学校建设的加强、师资培养力度的加大、教学工作的改进与教学质量的提高等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使上海高等教育资源进一步实现与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接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据统计,3年中,上海高等学校从1957年的18所发展到1960年的39所,学生从3.87万人发展到6.34万人,增长60%。专业从101个增加到413个。高等学校教师从6619人增加到8777人,增长32.6%。{19}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958到1961年就达到34880人,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毕业生的总和还多2200人{20}。这一切为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设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其次,这一时期,上海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紧密结合为一体,强调教育的学以致用原则,将教育、科研、生产实践活动有机联系起来,并贯彻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为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如在高校设置的调整上,通过建立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学院、上海外贸学院、上海机械学院等新兴高校,直接对口有关建设部门培养相关的急需人才;又如在专业的设置上,各高校紧密围绕上海工业向高、精、尖发展的战略需要,先后新建了59个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新专业,如原子能、无线电电子学、遥控遥测、运动学、自动学等,并开始成批培养出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从而使上海科技教育水平基本跟上了当时的国际发展步伐,并填补了中国部分尖端科学方面的空白点。另外,这一时期在教育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要求教师直接承担和参与国家、上海市的科研工作,而且要求学生在科研、生产中锻炼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校教师和学生眼高手低、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习气,使他们能较快地胜任经济建设对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再次,这一时期在实现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注重高等学校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成功经验。因为教师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校教育水平的高低。由于注重教师队伍梯队的建设,上海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得到了迅速成长,从而使新专业的设置能够得以巩固,老的专业得以继续更新发展。到1961年,上海高等学校的8777位教师中,助教、讲师、教员共计7997人,绝大多数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占教师总数的91%。在党的积极培养和老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了当时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如复旦大学全校开课教师中,1957年青年教师占60%,到1961年比重已上升为82.7%;又如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反应堆专业教研组10名教师中,讲师1名、助教9名,平均年龄不到25岁,已担负组内全部专业课程,开出大部分教学实验,进行一些科研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1}高素质、年轻化的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建立,成为了当时上海实现高校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证。
但是,这一时期上海的高校教育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反过来对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目标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不顾客观实际,盲目扩张,造成高等学校教育发展过快,一方面导致学校人员、设备、基本建设等条件的滞后,影响了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如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师生员工均超过万人以上,师资与设备严重短缺;{22}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和专业设置重复过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如医学院校就有5所,师范院校有4所,高等学校413个专业中重复的竟达86个之多,其中11所理工学校重复设置电子学方面专业28个。因此,到1961年下半年,在调整整顿中又停办、停招了几所高校,并将专业从413个调整为265个,招生数量也从19000人减少到9700人,在校生人数从63000减少到5万左右。{23}二是对教育改革的要求过高、过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尤其是一些高校出现了忽视基础教育工作的不良倾向。当时,上海要求高等学校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片面强调高等学校“是国家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方面军”,安排了过多的科学研究工作。如1960年上半年为大搞科学研究向文教群英会献礼,过多地抽调了大学的教师,占用了大量的教学时间,使高校教学质量受到一定影响,而且部分低年级学生不适当地承担了一些专门的科学研究任务,被当成“劳动力”使用,使他们在打基础方面受到一些影响。同时,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每年都作大量的修订,一味追求高、深、难,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基础性,以致教师们反映“教材年年换,老教师也成新教师”,使师生们难以适从。三是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没有充分贯彻双百方针,将学术问题与政治思想、工作态度问题混为一谈。一些高校还对知识分子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政治“改造”,严重挫伤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如1958年一部分高等学校开展所谓“拔白旗”斗争,其中同济、一医、二医等校尤其严重,同济大学党外系主任、教研主任被免职的就有33人,一医被批判斗争的教授达15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学有所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被处理,不仅使原本高素质师资匮乏的高校更加雪上加霜,而且由于正常的学术问题讨论也往往动辄被指为“两条道路的斗争”,使正常的、自由的学术讨论难以开展,教师、学生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十分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注释:
①{21}{22}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关于三年来上海教育卫生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材料》。
②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上海市1958~1962年教育工作纲要》。
③⑩上海市档案馆档案:《解放十年来的上海高等教育》。
④{11}{12}{18}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关于全日制高等学校当前情况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
⑤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上海各高等学校新专业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
⑥李开亚主编:《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17页。
⑦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关于重点学校情况简报》,陆敏恂主编:《同济大学百年志(1907~2007)上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关于重点学校情况简报》,《上海市高等学校一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检查和总结》。
⑨陆敏恂主编:《同济大学百年志(1907~2007)上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3}{1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上海市高等学校一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检查和总结》。
{1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关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教学革命情况报告》。
{1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关于本市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改革情况的报告》。
{1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关于全日制高等学校当前情况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
{19}{20}{2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三年来的上海教育工作》,《关于调整上海市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意见》。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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