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一所综合性现代化大学。二战爆发后,德国大规模空袭伦敦,众多伦敦市民疏散到乡间,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纷纷转移到加拿大各大学任教,其中多伦多大学为首选。进入多伦多大学后,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3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时师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的力学专家、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辛祺教授。钱伟长主攻弹性力学,同时还研修流体力学、理论物理和相对论。他与辛祺教授见面不久就发现二人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但是辛祺教授研究的是宏观理论,钱伟长研究的微观理论。弹性板壳研究广泛应用于常见的钢板、汽车外壳、飞机机身、石油桶等各种机械和容器。辛祺教授当即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将两人各自取得的成果分成两段(宏观和微观)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论文集。此论文被采纳。1941年夏出版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29篇论文,作者都是二战时聚集在北美的学术精英, 如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曼、力学泰斗S·铁木辛柯等,而钱伟长是青年学生,而且还来自落后的中国,他们的论文发表后,受到数学界和力学界的普遍重视。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不仅在当时,直到1982年美国的著名学者葛拉克教授来中国在讲演中还谈到:“钱伟长教授关于板壳统一内禀理论,曾经是美国力学界研究生在40年代至50年代必读的力学教材。钱的贡献,对以后的应用力学发展影响深远。”故海外报纸曾称钱伟长为“中国力学之父。”
1942年钱伟长完成了多伦多大学博士论文《弹性薄壳的内禀理论》,发表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他提出的一组非线性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钱伟长在机械振动学方面也有高水平的成果,他与人合作的《板的振动》论文于1943年初发表在《应用数学季刊》第一卷上。铁木辛柯是公认的力学泰斗,他编著的各种力学书籍有20种,被称为力学上的“圣经”。铁木辛柯在他于1955年修订第三版的《工程中的振动问题》(中译本书名《机械振动学》,1958年7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一书第427页的参考文献中,引用了钱伟长与人合作的这篇论文。这是笔者所知在铁木辛柯著作中引用的唯一的一篇中国科学家的论文。钱伟长与力学的顶尖帅才辛祺、 冯·卡门和铁木辛柯都可以相提并论了。
钱伟长以一名青年学生与导师辛祺教授合作发表在《冯·卡门教授60岁祝寿论文集》中的论文,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赏识,曾经慧眼识才发现钱学森的冯·卡门,又一次成为发现钱伟长的“伯乐”。在钱伟长还未拿到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前于1942年,就把他召到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做研究工程师。1942年至1946年,钱伟长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火箭飞行稳定性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并且参加火箭发射现场实验工作。
1944年6月13日,希特勒下令用V-1、V-2导弹轰炸英国伦敦。美国当局连夜决定,由冯·卡门领导用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中远程导弹。冯·卡门确定由钱学森负责理论组,经批准钱伟长、林家翘一道参加理论组的工作,这项被称为“美国导弹先驱”的计划迅速上了轨道,很快制造出了一批下士导弹运往欧洲前线。因此钱伟长和钱学森、林家翘一道,成为美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法西斯德国以导弹隔海狂轰滥炸伦敦,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钱伟长和林家翘提出:只要在伦敦地面造成假象,好象市中心已被多次击中,就可以蒙蔽德国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以避免造成实质性破坏。英国军方采用了这项建议,果然十分奏效。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非常感激地说:“美国青年好厉害呀!”其实他不知道使伦敦市区免遭破坏的是中国青年,应当说:“中国青年好厉害呀!”
从1940年9月至1946年5月,由于钱伟长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安定,工作条件优越,成了他在科学工作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他先后完成了40篇科研论文和学术报告。
回国后的钱伟长
在成功和荣誉面前,钱伟长思念着把自己的学习成果用来报效祖国。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工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以探望久别的妻子为名获准探亲,于1946年5月8日登上自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远洋货轮。
1946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了复校开学典礼,11月5日,复校后第一天上课,新学年开始,钱伟长被聘为机械工程系教授。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钱伟长当教授月薪14万法币,买一个暖水瓶便花去一半。一家三口人的生活非常拮据。无奈,他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讲授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门本科生必修课,还开设了振动理论、弹性力学和传热学等高年级课程。一般教授每周授课6次、每次两个小时,而钱伟长都在十几次。1947年夏季,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奶不足,要买奶粉哺育女儿,他只好向那些单身同事彭桓武、黄敦、何水清求借。
1947年夏,钱学森回国探亲并成婚,看到钱伟长的窘境,告诉他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仍希望他到该所工作,劝说他暂时一同返美,以解当前的困难。钱伟长给女儿取名“开来”,原来是迎接美好未来的意思。既然暂时看不到美好的未来,那就到美国驻华使馆申请赴美签证吧。填写申请表时,最后一行是“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毫不犹豫地填了一个大大的“NO”。因此被拒签了。
在清华大学,钱伟长与吴晗、张奚若、朱自清等教授,是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和李公朴之后,公认的德才兼备的民主教授,他们积极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钱伟长的岳父、老同盟会员孔繁尉先生受中央军委之命,参加动员傅作义起义的工作,钱伟长夫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为北京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清贫的生活、繁重的教学和社会工作,都没能影响钱伟长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他依然争分夺秒地从事科学研究,并且不断取得创造性的成果。钱伟长于1947年从事的一项在工程中有重大实用意义的弹性圆薄板大挠度弯曲问题的摄动解法,取得了工程师便于运用的解法,发表了《均匀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大挠度变形》的论文。国际力学界称之为“钱伟长方法”。
1948年12月23日,清华园外枪声不断,一时人心惶惶。地下党组织为了稳定人心,特地让钱伟长在校内大教室里为同学们上大课,讲授“射击弹道的计算”讲到中午12点。这时,校外战事已宣告结束。钱伟长便与航空系青年教师董寿莘一起,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中共城工组驻地。原清华大学教授孟庆基已改名孟少农,是入城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他派人将钱伟长等送到解放军司令部驻地良乡。当晚8时,叶剑英、陶铸、荣高棠和钱俊瑞接见了钱伟长和董寿莘,听取了他们师生护校的汇报和学校缺粮少柴等经济困难,叶剑英当即指示钱俊瑞,调拨一部分军粮急救清华师生。第二天回到校园,已是晚上8点了,钱伟长推开家门,听到阵阵啼哭声,原来是他的小女儿降生了。夫人孔祥瑛让他给女儿起名字,钱伟长听着校园里庆祝解放的歌声、鼓乐声,为女儿起名“歌放”,意歌颂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主任委员,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任教务长,费孝通、钱伟长任副教务长。1952年夏,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了8个工科系的工科大学,称为“工程师的摇篮”,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11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钱伟长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解放后的1949年至1957年春,是钱伟长享受天伦之乐且教学和科研成果丰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钱伟长的《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获1957年1月公布的1956年第一届全国自然科学成果奖二等奖。还出版了《弹性力学》、《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钱伟长于1956年6月12日在波兰科学院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在此时期,钱伟长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并担任社会职务,据称他担任了27个职务。
按照毛泽东主席向苏联“一边倒”的指导思想,教育界也是“全面学苏”,按照教育部的布置,以苏联模式调整各系、设置专业、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和翻译苏联教材。作为教育工作者,结合个人的体验和经验,钱伟长对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及教材内容有着自己的理解和个人认识,1957年1月,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的文章,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阐述了理工合校和重视基础教育的意见。他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能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在学校里一一讲过。这些主张在清华大学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之久的大讨论。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本人同意就以钱伟长、曾昭抡等6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钱伟长因此被认为是“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他提出的理工合校是“想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的老路上去”。本来只是关于教育思想的论争,没有想到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了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因毛泽东于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谈及对于钱伟长的处理问题:“有些人,一点职务不给,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才得以保留教授身份,但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从此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成了钱伟长的苦难时期。
钱伟长被剥夺了正常从事科研活动和公开发表论文的权利,但他却从未停止过对科学问题的探索,因为钱伟长认为“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他依然通过种种渠道,将自己科学工作的成果奉献给人民:曾代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原冶金部副部长不谙中文的叶祖沛教授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完成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设计和强度计算;与亲临钱家的李四光部长共同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和措施,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提供了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栏杆框架承担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提出了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架子工铆工研制的拉力板手提供了设计资料;北京机床厂从东德引进的机床和说明书不符,钱伟长改写了《操作维护指示书》使问题得到了妥善地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节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钱伟长都提供过咨询服务。
1961年春钱伟长被宣布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极右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名正言顺地当一名“保留教授”了。1960年至1966年间,是钱伟长教授讲课的一个高潮期。1960年秋,在北京金属学界和冶金学界的邀请下,钱伟长开设了历时4个月的“晶体弹性力学”讲座;北京航空界请钱伟长讲授专门用于飞机结构的颤振理论,为此专门开设了“空气弹性力学”,讲了半年,编写了约60万字的讲义,听讲者达300人;钱伟长还为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开设了“流体力学”;还多次为动力系毕业班开设了汽轮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为电机系毕业班开设了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为机械系开设了应用弹性力学;还有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等。这期间,他共讲过12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编写了600万字的教材。其中《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于1992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应用数学》和《电机强度设计计算的理论基础》于1993年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1960年至1966年钱伟长还为郭永怀任主编的《力学学报》审稿300多件。
相对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钱伟长既是“黑五类”,又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是“双料”的“牛鬼蛇神”。在那“红色恐怖”年代,钱伟长被关牛棚、被批斗、被揪打,肉体备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他的妻子被“隔离审查”,他的儿女成了“狗嵬子”,家里数次被抄,书籍资料损失殆尽。就是在如此恐怖悲惨的环境里,钱伟长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进行科研工作。他将造反派发给他写检讨书的纸,节省下来一些,演算应用数学。用一些简单函数求得了一些著名而又重要的三角级数之和,编成了包含近万条公式的《三角级数之和》。1968年7月27日军工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10月29日钱伟长和40多位教师一同下放到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劳动。他和工人师傅一起搞技术革新,共同设计了一台800吨水压机和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和车间的全套设备。
1970年5月起,钱伟长由特殊钢厂调回清华大学,专门从事接待外宾工作。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大学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的情况,周总理指定钱伟长陪同接待。钱伟长还按照周总理的委托,接待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法国著名导演伊文斯、英国记者格林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带来中美交流的热潮。同年夏天,钱伟长接待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24位美籍华人教授,他们当中不少是别离30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同年,还接待了世界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吴健雄、陈省身等。有时是按照周总理的安排在自己家中接待,有时陪同周总理一同接待。每当见到周总理,钱伟长如同见到亲人。1972年10月至12月,由周总理亲自推荐,钱伟长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周总理特别嘱托钱伟长考察环保问题。访问结束回国后,钱伟长向周总理交出了一份关于4国环保工作的5万字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国家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
为了解决我军坦克只能启动15次就没电问题,1971年钱伟长向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建议得到批准,研制实用的高能电池,被指定与宋景瀛教授等人合作,研制出多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效率比普通电池高7—8倍,足够坦克发动2000次的新型锌空气电池。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主要由钱伟长翻译的资料汇编《锌空气电池进展》,并协助建立了锌空气电池厂,成果获北京市1975年科技进步奖。
1975年,文革大批判的硝烟尚在,钱伟长作为“摘帽右派”竟然破例地当选为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钱伟长有幸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周总理。总理笑微微地握着钱伟长的手,关切地说道:“伟长同志,听说你这位力学家对装甲车很有研究嘛!”钱伟长眼含热泪微笑着向总理点点头。总理又问:“伟长同志,你们研制的那个高能电池情况怎么样啊?”钱伟长再一次流泪了,把要说的“可以启动坦克2000次的电瓶成功了”的话也没能说出来。
走进新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钱伟长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形成了他学术上的第三个丰收时期。在变分法和有限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广应用到塑性理论、热弹性理论、电磁学、粘性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崭新的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广泛注意。钱伟长著作颇丰,公开发表的论文总计200多篇,专著18种,并担任过多种杂志的主编和编委。在这期间,钱伟长在中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100多篇,占了一半。
自1977年,钱伟长推出了公开讲座,把讲坛从清华大学搬到了全国。“百家讲坛”以人文学科为多,而钱伟长搬去的是早期“百家讲坛”的科技讲坛。从北京开篇,为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科研设计单位的科研设计人员主讲《变分法和有限元》,正式听课者达500人之多,旁听者不计其数,共70讲,书写了70万字的讲稿。讲座开到昆明、武汉、绵阳、无锡、上海、兰州、重庆等地,共开了6种讲座,并出版了5种专著或讲义。这些公开讲座的主要内容都是钱伟长的科研成果,通过讲坛,钱伟长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播到了全国。
1979年,钱伟长应邀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一位外国专家公开宣称:“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中国,因为汉字无法进入电脑。”1980年10月,钱伟长率团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计算机会议,当时IBM公司的中文输入电脑,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很大的键盘有1920个中文汉字,一个字由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点一下,字就出来了,这是三角码方法。王安公司把IBM的中文电脑键盘简化,但偏旁、部首仍有一百多个,还是一块大的板。这些公司要钱伟长买他们的产品,他毫不客气地说:“我们走自己的路,两年后我再和你们见面。”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于1981年6月27日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一头埋进发展中国电脑的事业,还以其影响力,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到电脑汉字输入法的研究。通过攻关,钱伟长发现汉字可以宏观识别,无需字字笔画明察,可以望文生义。于是他于1984年提出了宏观字形部件编码法,即“钱氏汉字电脑输入法”。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同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编码比赛中,“钱码”因单人输入速度第一获得了甲等奖,还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3年12月,钱伟长当选为民盟副主席;1987年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职务要到全国各地视察,他把视察过程做成咨询服务过程。在此期间,钱伟长凭借其深厚的理、工、文功底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现举其一二。1983年,钱伟长应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邀请访问福建,项南恳请这位中国“力学之父”解决马尾港淤积问题,这个1975年耗资6亿元修建的军港,因选址不当,不久便被闽江冲积的泥沙严重淤塞,弃用已达7年之久,有人提出迁建新港。钱伟长现场仔细勘查后,提出用“束水攻沙”的方法治理泥沙淤积,即在闽江对岸向江中抛投乱石形成石堤,堤长约200米,把河床变窄、水流断面减小,急流就冲走了泊位区的淤沙。历时一个月,淤泥全部冲走,港口恢复了使用,未再发生淤积问题,耗资仅100万元。这是理、工、文成功结合的典范,钱伟长熟知《汉书》、《明史》中都有“束水攻沙”的记载,可谓“厚积薄发”。1980年到兰州参加学术会议,钱伟长会见了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他向省长提出:“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引黄河水改造戈壁荒原的建议,经过6年的努力,已从兰州到白银,建了11个灌区,每区50万亩左右,调入200万贫困农民,变寸草不生为亩产400—500斤粮食的良田。省长又向他提出金川镍矿区和白银铜矿区人才外流这个头疼问题,钱伟长从他人生阅历举出两个城市,发展与不发展多种经营的实例,一个走向发展繁荣、一个走向衰落消亡,这两个矿区实行多种经营后都成了新兴城市,再也没有“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了。钱伟长马不停蹄地到甘肃、宁夏、陕西、青海等各地视察,先后到了180个市县考察,行程逾万里,开会作报告宣讲,听讲的人数达30多万。钱伟长服务社会成就昭著,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82年12月23日,钱伟长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受中央组织部调遣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这是邓小平亲自下令,并且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此时钱伟长已逾70周岁。辞去了任职达38年的清华大学教授职务,他带着一箱书籍,只身来到上海工业大学。上任不久,他毅然推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首先提出“拆掉四堵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院系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创造性地推出“三制”,即“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钱伟长还非常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思想,提倡在校内创造理工科大学生学习文史知识的条件和气氛,聘请著名艺术家和评论家来校开设音乐、绘画、雕塑等课程,采用文理交互开课的形式鼓励学生跨学科选修,甚至在学生的宿舍安排上让理工科和文史科的学生一起住等,收到了学生扩大知识领域和思路的效果。1994年5月,为了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4校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以80多岁的高龄亲理校政,奔波于各个校区,亲手勾画了新上海大学的蓝图,主持了新校区的规划和建设。1984年上海工业大学仅有800名学生,现在上海大学已经发展到全日制学生4万余名,正向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的目标迈进。
钱伟长从教育救国到科技兴国再到科教兴国,不仅作为一位科学家,而且作为一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载入中国史册。
钱伟长的妻子孔祥瑛生于1915年,祖籍山东滕县,是孔子第75代孙。30年代她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1933年1月因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参加读书会、编辑《南开女中校刊》、声援天津电车工人罢工、宣传抗日等,被南开女中开除。1934年,孔祥瑛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在“一二·九运动”中,钱伟长与孔祥瑛相识,共同的爱国志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1939年两人在昆明西南联大重逢,8月1日,在傅承义、林家翘等学友的帮助和催促下,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那天起,钱伟长与孔祥瑛牵手共同度过了整整60余年的日子,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白头偕老。
钱伟长之子钱元凯,受钱伟长株连不能上大学。自1968年成为摄影器材爱好者,自制7台照相机及闪光灯、放大机、测光表等。1968年—1994年进入北京照相机总厂研究所任主任设计师,主持多种照相机的研制,其中EFⅢ型机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全国照相机评比一等奖。1994年—2002年在北京飞索公司(后改为香港新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创造国内系列化的窄缝光栅立体图片制作系统,投入商业运营并获9项专利。1994年起先后被聘为《摄影与摄相》、《中国摄影》等杂志的编委。1996年起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和南京广播学院客座教授, 被摄影界冠之以“问不倒的钱元凯”的美誉。
“力学之父”钱伟长的科学成就、教育思想、办学成就、社会活动和人生经历诸方面,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钱伟长研究书系”,第一辑出版12种,每本都很有影响。还将继续出版第二辑、第三辑,面向国内外组稿,力争三五年内达到50种左右。
“三钱”对我国各相关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所作出的贡献,功勋卓越。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一种说法是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的最终和最大价值是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固然是崇高的目标,但对于科学家来说,国家和民族利益是无法超越的。如果没有“三钱”,我国的某些重要事业的进展就可能要推迟10年、20年,我国在国际上就不会有今日的地位。“三钱”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相关领域一系列科技成就,建立起来了各个完整的科技体系,带出了一支支过硬的科技队伍;我们还应该继承的,尤其是今后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三钱”的爱国情怀和爱国精神,他们都有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的人民生活幸福的世界一流强国的宏愿。(全文完)
责任编辑 张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