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的做法,是颇为常见的。应当说,接到《生死牌》的连环画改编任务,于王叔晖来说,是遇到了又一个她感兴趣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戏曲。王叔晖很早就痴迷于京剧,还曾有投身于斯的念想,被长辈阻止后,她仍保持了多年去戏院看戏的习惯,京胡拉得也有一定的水准(连我都听过)。但她没有因为喜爱和相对熟悉描绘对象而省去收集资料的准备。带上社里开的介绍信,她就去了梅剧团,看排练、画速写,琢磨各个角色的神态、形态,勾临戏服上的图案和脸谱,在写生稿上标注戏服的颜色。仅去剧团还不够,她还去了东安市场的盔头铺和前门外珠市口南边的北京戏剧生产合作社,当场写生。先生和我讲到此事时说:“那正是天热的季节,盔头铺里一点不比外面凉快,勾画盔头时,只能站在那里画,没多长时间,绸子小褂儿就全湿透了。”这个细节,若不是她亲口讲出来,大概不会有人知道,而在搞运动时,有人给她提的意见是“摆谱”:下班经常坐黄包车(即三轮车)!若对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所在地——北总布胡同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的话,应当知道,那是一条胡同中的胡同,无论是从羊宜宾胡同还是东总布胡同出来,走到距其最近的二十四路公交车站,至少也须十分钟以上。那么瘦小的一个人,工作上从不懈怠,晚上回家后还要再工作数小时,难道就不能在路上省点体力吗?
以当今的技术,出版戏曲连环画,完全可以不那么费劲,用连续摄影的方式拍剧照,精选成书,既是连环画,又接近舞台效果。但在1950年代,彩色胶片还未在中国普及,照相馆只有黑白照片涂色的业务,老百姓能看到彩色连环画作品,尤其是不失戏曲风格的彩色连环画,已是很高的艺术享受了。况且,这样的作品,还能让人欣赏到画家再创造时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标准,何乐而不为?以连环画《生死牌》的封面而论,作者用画笔再现的那个黑暗中三女争抢死牌的造型,是多么优美、飘逸、典雅!我甚至以为,在中国连环画的历史上,这样的作品已到了绝唱的程度,因为作者后来根据同名京剧创作的连环画《杨门女将》,与《生死牌》相比,显然是在尽量淡化戏曲的韵昧,而其他画家也未见有出于《生死牌》水准之上的戏曲题材连环画。
王叔晖另一部分资料的收集,是在办公室进行的,这就是从古籍书刊、文物杂志上查找,查到后用铅笔认真地勾临下来。历史上各主要朝代的服装、盔甲、官帽、官服上的补子图案、佩饰、兵器、建筑物(尤其是门窗花纹)、摆设等等,无不在她的搜集范围之内。不仅是勾临,还附有文字说明,短则数十字,长则过百字。如,相对短些的一则是:“博山炉福州出土唐代物青瓷文物参考第八期封里一九五八。”我存有几张先生的这类手稿,其中一张满纸全是帽子,不仅是古代官帽,还有书生的帽子,约有二三十种,均不重样,每顶帽子旁都标着名称。另外两张一是兵器,一是窗棂图案。那种工细,与正式的作品几乎无出二辙,连铅笔笔画都匀称如一。我曾好奇于此,请教先生有无秘诀。先生说:没什么特别,多备几支铅笔,画之前先削好削尖,用时换得频繁些,现用现削那就耽误事了。
这类资料的出处,有的是新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文物》杂志前身),有的是古籍,如《古今图书集成》,有的是古画的印刷品,如李公麟的《免胄图》(原作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古今图书集成》当是影印本,先生说,社里资料室的这套书,除她之外就没有人动过。
为创作而收集资料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王叔晖的晚年。她在画《红楼梦》人物中的“元春省亲”之前,特意从一本中日合作出版的故宫画册上勾临了灯笼,用在了创作上。她说元春是从宫里回来,灯笼虽是道具,也要体现出她的身份,不能和庙会上常见的灯笼一样。画梅妃之前,她专门在图画纸上画的扇子上的凤凰图案,也是从相关杂志上勾临后重新构图的。说到凤凰,她告诉我,以梅妃的身份,身边的物件上可以出现凤凰,但只能是偏凤,不能是正面的,因为她不是正宫,若画成正面的,那就闹笑话了。王叔晖的严谨,成了她的作品赢得极高声誉的因素之一。
“资料”中还有许多王叔晖的写生、速写稿,从市内到郊区,从北京到外地,从工厂到农村,几乎可以说是人到笔到,即便一时出不了画(成品),也会留下数量可观的画稿。195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过一本《人民公社速写集》,其中就收入了她在河北徐水农村画的速写。据此,可以看出王叔晖的勤奋,和她对新生活的关注及热爱。
由于王叔晖在工作(创作)上取得的辉煌业绩,1956年,她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在《人民日报》刊发,占了整整一版)。1960年,她参加了文化部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
进入1960年代以后,王叔晖的创作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她的《西厢记》在首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绘画一等奖。但她的创作速度似乎慢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连环画《杨门女将》和《赵梦桃》。前者是根据新编同名京剧改编,该剧当时还拍了电影。因题材原因,连环画《杨门女将》延宕到“文革”之后才出版(1978年)。出版之际,作者已退休居家,应社里的要求,也是以往的惯例,她为《杨门女将》补画了彩绘封面。后者是现实题材,主人公是西北棉纺厂的劳动模范。年画方面未见新的作品,偶尔画了一幅的《红楼梦》题材(晴雯补裘)也没有再碰。从“资料”中看,这一时期留下的东西也有限。除了下乡参加“四清”,是否有什么其他原因,目前我还不了解。很快,“文革”的疾风暴雨就来临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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