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涯。1911年4月,那个当年怀揣区区十几英镑只身赴英“冒险”的毛头小伙,手持着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载誉归国,并在辛亥革命前夕拿到了清廷最后一批“格致科进士”功名。翌年年底,他受邀北上,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物司地质科科长。
初到北京,坐在办公桌前,无“公”可办,无事可做,想看的书找不到,想研究的标本找不到。言及京郊的一处叫“斋堂”的地名,问及同僚,竟无人知晓。也难怪,“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地质行政部门。
还是在1911年5月,刚刚回国的丁文江,取道越南北部港口海防进入云贵,开始了他的首次国内游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对祖国地图测绘事业的感慨:“一条贯穿两省的驿道,在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足见我们这二百多年地理学的退步。”
要帮助贫困的大西南致富,必须首先开发当地矿藏,而这有赖于对当地地质结构的深入了解。显然,培养地质人才,推进地质调查就成了当务之急。面对这两项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1913年9月,丁文江牵头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并兼任所长。前者培养人才,后者实地勘察。
前者只办了一届,但在中国地质教育史上意义重大。它培养的毕业生,多数都成了此后中国地质事业的台柱。后者几易其名,至1920年划入农商部直辖机关后,才获得了较大发展,添了设备,图书馆、陈列馆也拔地而起。
然而,在发表论著方面,丁文江却慎之又慎,力求尽善尽美。他痛恨“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的做法,发表的地质论文,不及实地工作的十分之一。1917年,张勋复辟的战祸殃及京城。丁文江担心这些一手材料毁于战火,才启动了编纂出版工作。就这样,复辟的枪炮声催生了地质调查所的两份代表性出版物——《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
1913~1922年,是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的黄金十年。丁文江刚刚回国之时,国内研习地质者只有他和章鸿钊两人。其后几年,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李四光、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等人纷至沓来。随着地质研究所首届学生毕业,以及北大地质系恢复招生,国内地质学界呈现“济济多士”的蓬勃局面。
1922年2月,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志》作为会刊同时创刊,为中国地质学人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舞台。《中国地质学会志》由于吸纳了当时最新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国内最高水平的地质学刊物。这其中,作为学会评议员和会刊主编的丁文江,则被看作“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
地质科学的精髓在于充分掌握一手资料。大量的田野考察是做好研究的基础。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认为,“中国学人动作之迟钝,历来是迅速行动的一种障碍,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本国体面的成见。在他们看来,步行是降低身份,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则是任何人都能简单从事的”。他的断言,令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刺痛,更令丁文江如鲠在喉。
万水千山若等闲
1913年12月的一天,高家坡。
这儿距离山西省南障县城不过十几里,但天已黑了。路人都说有客店,可到了才发现只有一家所谓的店,门已经关了。敲了半天,才有人出来。店主打量了一下敲门人,随口说道:“我这里没有地方,再走三里就有大店。”说罢就要关门。敲门人抢先一步,先把一只脚跨进门里,不许他关门,而后掏出一块银洋:“我是好人,我先给钱。你不用怕。你不看我还有两头牲口吗?”店主见钱眼开,把敲门人让了进来。敲门人一看,这个一丈见方的小院里,有座通长的屋子,两排长炕睡满了人,地上满是扁担,根本没法下脚。就在发愁之时,忽见小院西侧有一矮屋,推门一看,里面满地是草,屋顶上瓦也没了。敲门人和随从就在矮屋里裹着被子忍了一宿。一天下来,滴水未进,只吃了半斤饼。
这个敲门人就是丁文江,当时的他正在山西正太铁路沿线调查矿产。这是地质调查所系统进行野外地质考察和填图的开端。时值严冬,天气寒冷,准备不周,格外辛苦。然而,丁文江等人正是用“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精神,“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准则,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一次次艰险的探矿历程,回击了李希霍芬的武断预言。1919年,他曾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足迹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走向了世界。
在考察过程中,丁文江讲求精密,注重系统。以1914年云贵川之行为例,他所采集的化石及标本多达数吨,存留的记录和图纸特别丰富,调查过的地方均绘地质图,标明地质构造和探险路线。他特别研究了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地层,为后来滇东地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令他自豪的考察,莫过于1928年的广西之行。由于李宗仁的支持,他对广西中部及北部地区的调查尤为详细。不仅将采集到的大量富含化石的“马平灰岩”带回北平鉴定研究,而且对广西的造山运动提出了新见解,以南宁、武鸣一带中泥盆纪的莲花山砂岩不整合覆盖于前泥盆纪的龙山系变质地层之上,从而确定加里东期造山运动的存在,并名之曰“广西运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广西的实地考察,在他的大脑中逐渐形成了一条北起重庆,中经贵州和广西,南至广州湾的新铁路——“川广铁道”。
这是他脑海中打通川粤交通,解决西南地区出海口问题的唯一办法。当时的四川,虽说是西南第一富省,但交通不便,发展受限。虽有长江航运之利,尚有三峡艰险,吞吐有限,运价高昂。为此,政府力推川汉铁路,连接成都和汉口。然而,丁文江认为,这条线路工程难度巨大,即便铁路修到汉口,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仍有950公里之遥。滇、黔、桂三省地瘠民贫,人烟稀少,交通阻塞,发展迟滞,除了鸦片,其他物资运不出来,没法购买云贵地区无法生产的棉花。而鸦片贩运,为害邻省,非长久之计。因此他认为,要开发西南,
必须首先修一条贯通西南各省的铁路,且要一端通海,一端通富省。“川广铁道”恰能满足这一需求,不但四川丰富的农产品可以出口获利,而且能把沿途落后的贵州、广西带动起来。
此外,考虑到贵州的海拔比云南平均低一半,且黔西一带煤田质量好。“川广铁道”取道贵州,不仅有利于降低建设难度,而且有助于向煤层质量不佳的四川供应燃料。广州湾尚在法国人手中,铁路以此为终点,将引起国民关注,有助于推动政府收回广州湾。通过对地形的反复测量,他认为,由广州湾到广西河池的560公里修路难度较低,而由河池到重庆的距离与由重庆到汉口的距离相仿。综合算下来,重庆距广州湾1400公里,而距上海1900公里。相对于川汉铁路,修“川广铁道”的好处显而易见。
丁文江认定,“川广铁道”是开发大西南,解决当地发展瓶颈的唯一路线。“纵然一时不能实行,将来总有用处——后人来了,一切计划终不能出我这方案之外”。
1929年10月,为了勘测“川广铁道”可能在黔、桂境内途经的区域,丁文江开始了人生经历中的最后一次地质调查。两年后,他和助手联名发表了《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对铁路的地形资料、建议路线、费用估算和经济效益等都做了充分论证。报告尤其提及对西南各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令人欣慰的是,丁文江的梦想今天陆续变成了现实。
丁文江的游历生活丰富多彩,人生经历更是跌宕起伏。他做过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全国自然科学事业定章程,立规矩;他下过海,担任北票煤矿公司会办,经营业绩蒸蒸日上;他是个思想家,发起“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推动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他是政论家,做生意之余,也谈谈政治,跟胡适一道创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影响很大。他曾学问得意,也曾官场失意。
1926年2月,学者丁文江出现在上海街头。他的新头衔竟然是淞沪商埠总办,即上海市长。可没想到也就在同一天,他受了一次强烈的刺激。
大上海的新市政
这天,丁文江乘坐借来的小轿车到机场接入。回来的路上,轿车途经上海公共租界时,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被一位头缠红布、被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拦住。不由分说,丁文江一行进了租界巡捕房的班房。尽管他操着流利的伦敦音费尽口舌,也没得到丝毫宽恕。幸好巡捕房里有个英国警长认识他,他们方才脱险。有了这场短暂的牢狱之灾,新官丁文江深刻地感受到“弱国无外交”。他决心改变这座城市。
作为亚洲头号、世界第四商埠,上海的地位仅次于伦敦、纽约、柏林。不过遗憾的是,她是一座尚未设“市”的城市。上海各界无不期待着尽快结束这种与繁华极不相称的现状,在上海设立特别市,实现“沪人治沪”。面对这样的局面,丁文江一点都不轻松。
5月11日,也就是履新的前一天,他向记者公开了一套庞大的施政计划。鉴于淞沪东西南北四区尚无详细准确的全图,他的首要工作就是重新测量四区地域,绘制完整地图,而后按图规划,邀请专家研讨,拟定建设计划书,并向社会舆论征求意见。在他的督办下,《淞沪商埠全图》出版问世了。
摸清上海的基本地理状况后,他把施政计划的终极目标定为:要使上海租界四周的中国区域成为模范城市,进而取消租界。可现实是残酷的:光市政管理就政出多门。闸北有沪北工巡捐局,南市有市公所,还有淞沪警备厅。针对于此,他拿着新绘制的《淞沪商埠全图》,跑遍全市,把租界四周的华界,诸如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完全置于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统一管辖下。此外,他还以督办公署的名义,向洋人在江湾设立的跑马场课税。由于江湾地处华界,洋人无可推脱,只能老老实实地交税。至此,上海的华界范围基本明确。
为了让华界能与租界抗衡,丁文江计划将上海的码头区迁至吴淞口黄浦江注入长江汇流处之西岸,以夺洋人之利;还设想把上海市中心区迁往江湾,另辟新市区。他相信,只要干上三五年,上海的市政建设一定会有大的改良。至少,他上台头几个月,霍乱疫情基本遏制,收回会审公廨的交涉取得成功,搞好大上海指日可待。
就在丁文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之时,他的顶头上司——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跟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这对于信仰“好人政府”、崇尚精英政治、脾气耿直的丁文江来说,不啻于重大打击。毕竟,在当时中国的各派军阀中,他对奉系的张作霖是深有成见的。沟通无果,他只好选择辞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又遭遇车祸,鼻梁骨折,住进医院,无法视事。就这样,他把淞沪商埠督办的头衔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这天为止,他正式履新刚满七个月。
对于这次为官上海的经历,丁文江曾说:“当革命的时代,如我这种人实在不适用。我不大很会说谎话,而且疾恶过严,又好管闲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颇有能力,在上海的实验,尤足以坚我的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不妨留以有待。”他甚至把自己定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不过,几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将上海改为特别市时,正是根据丁文江的计划,将吴淞辟为码头仓库区,江湾辟为新市区的。这是他这个“饭桶”没有想到的。
孵育“申报地图”
上海的经历,让丁文江体验到从政的悲哀,更让他发现自己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学者。傅斯年把他称为“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当然,这个赞誉仅限于科学研究领域。丁文江是全才,除了地质学外,还懂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人种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人类学等。有人说他“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以及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甚至把他看作“一部百科全书”。诸多学科中,他在地图学上的成就堪称典范。
丁文江首次见到新式地图,大概是日俄战争以前。那会儿,他在日本留学。可过了差不多十年,中国的测绘事业依旧毫无进展。1911年云贵游历途中的感慨,让丁文江对各种地图和外国人在华测算的经纬度数值格外留心。在北大地质系,他开过地形测量课程;在地质调查中,他亲自测制地形图。更可贵的是,1922年8月,他到上海专程拜访了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提出抛弃既有旧底,重新印制地图的设想。在他的构想里,分省地图成本较高,他建议采用1913年国际地学会规定的标准格式:每张六经度、四纬度、比例尺为百万分之一,不必分省,合起来联成一大幅。在张元济的积极推动下,地图印制工作得以启动。而丁文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倡议并主持编纂了《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后者是前者的缩编版。
机缘来自于《申报》创刊60周年。报社老板史量才准备组织边疆考察团,以志纪念。不过,在听了丁文江的一席话后,这件事叫停了。丁文江说,要从事边疆考察,一需要“图”,二需要“籍”。“籍”且不论,试问到哪里能找到准确翔实的边疆地图呢?如果找不到,是不是得先测绘出一张“全国精图”呢?史量才被说服了,当即拍板促成此事。从1930年冬天开始,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就组织了一个小团队。他们依托的资料,主要就是地质调查所近20年来收藏的家底——近万幅地质图、地形图。
按照丁文江定的原则,编写组一面搜集材料,订正方位错误,一面详细考证旧图海拔数值。在标示山脉走向、地势高低时,淘汰了笔架式、毛毛虫式等符号示意法,改用分层设色法,否定了诸山脉络相通皆源于葱岭的“龙脉说”。‘按照经纬线而非省区分幅,避免内容重复,减少编绘工作量,节约印制成本。两图还把地名索引附在图后,用不同字体表示经纬度数值,这在中国测绘史上都是创举。
两图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被称之为“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其中,《中国分省新图》在十几年里行销20多万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此时此刻,业已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的丁文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东北沦陷,热河告急,身处抗日前线的中国军官竟然看不懂地图。他一声长叹,默然无语。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死了。死因争议颇多。煤气中毒引发了支气管发炎,以及长期积累的脑中枢淤血和肺炎等病症,算是一种靠谱的说法。无独有偶,就在去世前三四年,他曾对友人说:“我们学科学的,该重视统计平均。我丁家男子,很难过五十岁的,而我快到五十了。”平时的戏言居然一语成谶。丁文江逝世那年,只有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