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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曲阳;摩崖石刻;明代;伍仁桥
【摘要】河北曲阳县黄山新发现明代摩崖石刻一处,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官修祁州伍仁桥时到黄山采石的情况。这则石刻在金石方志和文献古籍中均未见著录,本文对其进行了录文,并分析了摩崖石刻所反映的取石修桥情况和历史背景。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河北曲阳县境内新发现一处明代摩崖石刻(图一)。该石刻位于曲阳县黄山(少容山)石公庵侧,面南的石崖之上,形似碑制,四周镌饰回纹,顶部呈拱形,上刻有二龙戏珠,顶部及周边均以朱砂染色。石刻文字竖排8行,满行15字,内容清晰完整(图二)。经查《京畿金石考》、《金石分域编》、《续寰宇访碑录》、《金石录补》、《求是斋藏碑目》、《重修曲阳县志》等金石、方志文献,均未见著录。笔者对这则明代摩崖进行了录文,并对其所反映的明神宗万历年间为敕修祁州伍仁桥而到黄山取石的情况及其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录文:
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王朴奉」旨修建伍仁桥,到黄山石公庵下取石,」缘匠役人等平安,故立此碑。着住持道」人王本金焚修香火,保护」万岁爷万万岁!皇贵妃千千岁!」永远戒持,不许军民人等搅扰。如违旨,」许住持道人呈禀到官,依律重究不恕。」大明万历二十九年伍月日立」
一、摩崖中所记曲阳黄山取石的情况
据录文,该摩崖刻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记载了明朝廷为修建祁州伍仁桥而到曲阳黄山取石的情况。曲阳县境内多山,道教信仰发达。县城内建有北岳安天王圣帝庙,即北岳庙,是历代帝王遥祭北岳恒山之神的场所。明神宗万历时期,沿袭汉唐宋的北岳之祭,曾数次遣使祭祀,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派巡抚宋仕、巡按何出光重修北岳庙[1]。
黄山在曲阳县城南约10公里处,又称少容山,相传为常山女道士昌容隐居之地。昌容自称“殷女”,食蓬蔂根,往来山下200余年,颜色如童,因此得名。山上建有天仙圣母庙,至今香火不断。黄山之得名,则是因西汉张良的老师黄石公曾寓此山的传说。摩崖中所说的“石公庵”,指当地人为纪念、供奉黄石公而在黄山上建的庙宇,位于黄山八会寺西南约500米处山腰的悬崖之下,又称祖阁。黄石公是位亦道亦仙的人物,不仅深谙兵法治术,而且掌握高超的石雕技艺。相传黄石公曾在此山中修行,并将刻石之技传授给当地的石匠艺人,从而曲阳的石刻艺术闻名天下。黄石公的传说于史无据,曲阳县志亦以此说为附会,认为州志中所记黄山半山腰有所谓张良房基址,也是因黄石公附会。虽则这些传说不足为信,但也反映出曲阳黄山道教信仰发达的状况。
曲阳黄山盛产汉白玉大理石。黄山之石,历代亦多被用作石材。据《重修曲阳县志》载:“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曲阳“东南多石工,倚黄山为命脉,其来已久。石之粗者可为础臼、基础、碌碡等物,其坚白者尤为世重,可作碑志。”[2]又据《祁州志》记载,建于明神宗万历年间的祁州伍仁桥,便是“选曲阳黄山运石,昼夜传输”[3]而建成。
据摩崖录文,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王朴奉神宗御旨,到黄山取石,修建祁州伍仁桥。为祈佑采石过程中匠役人等平安,特意在石公庵下的山崖上刻石,并说明由石公庵的住持道人王本金负责“焚修香火”,为明神宗及郑贵妃祈福,同时负责保护这块摩崖,防止“军民人等搅扰”破坏。此摩崖证实了修建祁州伍仁桥所用石料的重要来源即曲阳黄山之石,同时也反映了明代黄山石公庵的民间道教信仰情况:石公庵中有住持道人,黄石公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信仰。
二、订正了史料记载中祁州伍仁桥的竣工时间
祁州伍仁桥原名万寿桥,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贵妃郑氏为神宗祈寿,并满足当时交通之需而建,后因伍仁店地名而改称伍仁桥。伍仁店地处祁州城南,明代为水陆交通枢纽:“盖祁面水而治,三河如带,其最南浃伍仁而流者曰磁河古渡,则舟车之辐凑,京省之要津也。而磁之为河,自五台建瓴而下,输委于天津,身狭势迫,每水盛则泛滥洪涛,无航可渡。居民旧以木为桥,辄修辄圮,每不能胜阳侯之波。议者欲建百世之利,非更而石之不可。”明神宗万历以前,当地居民为方便交通,常常“以木为桥”,但木桥往往不够坚固,河水泛滥则被冲毁。万历时期水患加剧,木桥再次毁坏,给当地的交通和运输造成极大的不便。据时任保定巡抚的汪应蛟说,当地居民宋一实、苏进知曾“发心起会,欲募化一方资财,重新建造,济渡往来”,但终因“天灾屡降,饥馑叠随”,当地百姓流离失所,地方财政匮乏而没能修建[4]。此后又派人到京师,募缘数月,最终才通过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王朴的关系,取得郑贵妃的支持。后由明神宗下诏,命时任巡抚的汪应蛟和保定知府汪治领办修桥事宜,派王朴亲临督造,并首批下拨官银1.8万两作为建桥之用。
关于伍仁桥的修建与竣工时间,史籍记载说法不一。据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祁州志》,伍仁桥修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历时3年,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竣工[5]。而据光绪年间所修的《安国新志稿》,此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仲夏落成[6]。史志记载时间上的不一致,又该如何解释?其实,祁州伍仁桥除桥梁主体外,还包括一些附属建筑,“北曰三忠阁,南有万寿坊,中空,北有贵妃石一方”。“贵妃石,在伍仁桥,桥建于明神宗二十七年,长二十余丈,中空,有小石砌北壁上,镌郑贵妃数字。每遇河水涨发时,任水高几尺,至中空即低下,顺流而过,过则复高。相传不没中空,即不没此石也。”[7]据上文分析,贵妃石为镶嵌在伍仁桥桥身顶部的一块大理石刻石,应为桥身主体建筑上的刻石。据今所见贵妃石的拓文“大明万历岁次庚子秋季立,郑贵妃敕修建万寿桥”,贵妃石应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秋季所立。乾隆年间所修志书以万历二十七年作为桥梁的建成时间,然而后续的桥栏、桥上石雕等不可能于这一年也全部完成。光绪年所修新志记载伍仁桥的落成时间则延后一年,与贵妃石的刻立时间相同,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而据新发现的这则摩崖,其刻石时间为“大明万历二十九年伍月日立”,则祁州伍仁桥的修建历时要更长一些。其它的附属性建筑,如桥北的“三忠阁”,桥南的“万寿坊”等,建成时间似应更晚一些。曲阳新发现的这则摩崖石刻,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取石建桥的历史背景分析
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被册封为皇贵妃,也拉开了“争国本”案的序幕。国本之争即立储之争,即是册立王恭妃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神宗本人6岁被立为太子,9岁即位,因年幼,在其母李太后支持下,由大学士张居正辅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明神宗才开始亲政。神宗宠爱郑贵妃,迟迟不立恭妃所生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遭到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一直争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由神宗之母李太后出面,迫使神宗于十月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此次国本之争,对此后明神宗政治上发生怠于朝政而专事聚敛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伍仁桥的修建,正发生在郑贵妃专宠和明神宗怠政敛财的转变时期。郑贵妃专宠,对明神宗的聚敛和掠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臭名昭著的矿监税使都是郑贵妃的心腹,为取悦于神宗和郑贵妃,他们从各地搜刮金银财宝以供二人挥霍。伍仁桥的修建,由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王朴具体操办。御马监为明宦官官署之一,既掌御厩马、兵符,又要管理草场、皇庄和经营皇店,既掌控部分军政,又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太监王朴在《明史》中虽无传,但其以“清宫近侍”的身份出外,奉旨到名山道观,为明神宗皇帝、郑贵妃及皇子等人祷寿祈福,进行斋醮活动却有据可查。据现存泰山全真崖的一处摩崖石刻,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在奉旨亲自督造祁州伍仁桥之前,王朴就以“清宫近侍”的身份,和太监刘超一起奉旨到泰山“玄阁修醮”,祈求“皇帝万寿无疆……明贵妃天年不……太子千瑞之吉……公主图昌固,困脉延年”[8]。应该是在这次泰山斋(下转80页)(上接61页)醮活动之后,王朴就又奉旨“赉内帑金钱以行”,到祁州伍仁店监造万寿桥的修建工程,并到曲阳黄山采石。
黄山取石修造伍仁桥,郑贵妃打出了为神宗皇帝祷寿的旗号,并名之曰“万寿”,意为皇帝与万民同寿,实际上所谓的“夫散斯人的膏血以寿斯人,还敛斯人之福极以寿一人”,正反映了对民众的掠夺压榨。伍仁桥的修建资金,因地方财政困窘而无力负担,最后以国库里特供宫中使用的钱财支付,也反映了中央皇权对地方财政的搜刮掠夺。至于建桥工程中的贪腐问题,史籍中语焉不详,只留下了一些民间传说。但从史籍记载看,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州牧张光祚撰《碑记》时,南面的万寿坊就已经毁坏,除桥梁主体之外的工程质量可见一斑。
四、简短结语
曲阳新发现的这处摩崖刻石的内容,是为建造桥梁、选择吉日采石而作的愿祷之辞,其不仅为明神宗、郑贵妃修建祁州伍仁桥的竣工时间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曲阳石材之优良及石刻工艺传统之发达。从碑文中也可以看出明代曲阳民间道教信仰的发达。
摄影:梁松涛
[1]《重修曲阳县志》卷5上《大事迹第一》,清光绪甲申刻本。
[2]同[1],卷6上《山川古迹考第一》,卷9《礼仪风俗考第四》。
[3]清光绪三十二年手抄本《安国新志稿》,(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第187页。
[4]同[3],第189页。
[5][7]王楷等修,张万铨等纂:《祁州志·建置·古迹》,乾隆二十一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
[6]同[3],第187- 189页。
[8]泰山全真崖《万历二十七年皇醮记文摩崖刻石》。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