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参考书之严重缺乏耿耿于怀,他说:“小学有了理科或自然科的课程,已经几十年,而国民于自然科学的常识绝少进步。其原因不止一端,但是小学教师参考资料之短缺,和小学生补充读物之不足,使教者和读者都呆守着一本教科书,既感兴趣的贫乏,又没有考证和旁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常识不易进步,自系当然的结果。现在关于小学生的补充读书,如儿童理科丛书,少年自然科学丛书等,陆续印行,为数似尚不少,而可供小学自然科学教师用的参考书还是没有。因此,便决定编著一部专供小学教师用的小学自然科学词书,以补此憾。”
于是,他变卖了老家的所有产业,邀集几位亲友组织了“千秋编印社”,焚膏继晷地编纂《小学自然科词书》,该书收录自然科学词汇2000余条,包括自然科学、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地文学、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生理学、卫生学、工程学、农业、森林、化工、制造、建筑、摄影术、游戏、食品等23类,书末附有四角号码索引、西文索引、分类索引。全书近90万字,内容极为丰富、实用,是一部深入浅出的极具参考价值的小学自然科教师用书。据说,该书编成后,世界书局曾出高价争购,但杜亚泉不为所动,仍决定交商务出版,以实际行动支援商务的“复业”奋斗。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小学教师教学参考书未及出版,他便因病长逝了。
杜亚泉逝世的消息传到商务后,商务同人莫不震悼!1934年1月18日,张元济在批转杜海生请为杜亚泉遗像题字的来函时写道:“祈代请汤颐翁代撰诔词,最好用长语句韵语。……弟精神涣散,竟不能握管。多劳良友,且感且悚。亚翁入商务印书馆甚早,先自设普通学书室,后以营业不佳,并入商务,遂入公司任事,盖三十年矣。”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杜亚泉猝逝的哀伤之情。王云五特别为杜氏遗著《小学自然科词书》作序,对杜氏的劳绩给予肯定和表彰,并以最快速度出版此书。胡愈之则以“《东方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沉痛缅怀了杜亚泉一生的志业。由于杜亚泉晚景凄凉,身后萧条,且尚有二子在中学肄业,商务同人蔡元培、郑贞文、钱智修、高梦旦、张元济、傅纬平、何炳松、庄俞、周昌寿、李宣龚、王云五和夏鹏等12人于同年1月联名发出“铅印单张”,为杜亚泉募集子女教养基金,其中写道:
旧同事杜亚泉先生不幸于上年十二月六日在籍病故。念先生服务商务印书馆,垂三十年,遭国难后,始退休归里,然犹任馆外编辑,至弥留前不辍,可谓劳且勤矣。今闻溘逝,身后萧条,尚赖其族戚亲友为之经纪其丧,文士厄穷,思之可慨。顾其夫人亦老而多病,稚女未嫁,二子在中学肄业。同人等久契同舟,感深气类,悯其子女孤露,不可使之失学。因念先生遗风宛在,旧雨甚多,或以桑梓而悉其生平,或以文字而钦其行谊,必有同声悼惜,乐与扶持。为此竭其微忱,代申小启,伏希慨解仁囊,广呼将伯,集有成数,即当储为基金,使其二子一女,皆可努力读书,克承先业,则拜赐无既,而先生亦必衔感于九泉之下也。
这一教养基金后来究竟募集到多少,已无从稽考,但这篇文字所表达的感念和心意,作为杜亚泉与商务关系的最后见证,多少令人感到温暖和欣慰。但像杜亚泉这样“品格崇高、行足讽世之学人”,这样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智者,这样把自己毕生的精力与智慧全部都献给科技启蒙的“科学界先驱”,身后竟如此萧条,甚至不得不借棺入殓,又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近代科技传播的重要角色
综观杜亚泉学思历程,笔者认为,有两点最值得重视。
一是关于科学与人文。长久以来,科学与人文被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彼此边界清晰,互不相涉。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垒和紧张,构成了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中非常醒目的重大情节。但在杜先生那里,科学与人文却是一体的。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科学启蒙者,同时又是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学人。杜先生是大家公认的“科学家的介绍者”,从1900年创办《亚泉杂志》(后更名为《普通学报》)起,就开始致力于新知新学,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1904年加盟商务印书馆后,一直担任商务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主持商务版自然科学教科书的编译工作,他亲自编译或校订的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类专科学校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多达一百数十种,他组织编译的自然科学教科书更难计其数。此外,他还主持编纂了《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等大型的自然科学工具书,。这些教科书和工具书大都曾风行一时,成为那个时代学子了解、认识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教科书,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及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过程中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影响也许比辑录在《杜亚泉文选》或《杜亚泉文存》的文字更为深远。可以这样说,传播和普及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是他毕生的关怀。直到1933年去世前夕犹在编纂《小学自然科学词书》。
这样一个人当然坚信科学的潜能和科学的价值,但他并不以科学为万物的尺度,他看到了科技及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意识到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由科学来化解的。所以,他倡导科学,却没有滑向科学主义。认识到科技的有限性,也就为人文的张扬预留了一个空间,在这方面,他有许多极深邃的思考,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大量的言论和文章,都关乎这个主题。在近代中国,像杜先生这样既全力推进近代中国科学的启蒙又深具浓厚的人文忧思,同时在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的人物是不多见的。
二是关于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现代性是近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梦想,是他们力追不舍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杜先生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杜先生是现代性的积极的探索者和不懈的追求者。但同时,杜先生又对现代性保持着高度警觉,注意到了现代性中间内含的负面因素。他在一系列论述中对现代性进行了相当清醒和深刻的反思。他的关于东西文化论战的文章如《迷乱之现代人心》即为明证。杜先生忧虑的是现代性的误用或者说现代化的陷阱。
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他不同于一般的保守主义;而对现代性的反思又使他远离激进主义。有人曾称他是“前进的保守者”,不无道理。在近代中国的知识群体中,像杜先生这样既追求现代性又反思现代性的知识人,同样是凤毛麟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