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BALF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收集我院2011年9月~2014年3月收治确诊肺癌患者46例,肺部良性病变24例,所有患者均需经过支气管镜活检或(和)刷检检查,部分患者经该检查所得病理组织学和细胞学确诊,经支气管镜检查未确诊者,则随后经外胸腔镜手术或开胸手术或经皮肺穿刺所得病理组织学和细胞学确诊。在做常规支气管镜刷检或(和)活检的同时行病变肺段或肺叶支气管肺泡灌洗,留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并于当日空腹抽取静脉血5 mL,两者离心后冻存于-80℃冰箱,行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 肺癌组BALF及血清中的CEA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以鳞癌升高最为明显,其次为小细胞癌,而鳞癌及小细胞癌BALF的水平高于血清水平。肺癌组BALF及血清中的NSE除在小细胞癌中有明显升高外,在鳞癌、腺癌中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而小细胞癌组BALF的NSE水平明显高于血清。3种肿瘤标记物联合诊断,BALF的真阳性率为66%,假阳性率为20%,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最高(0.61%)。结论 CEA+NSE+CA153-BALF敏感性较高,假阳性率较低,与病理具有高度一致性,临床应将其用于肺癌的早期筛查。
关键词:BALF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肺癌诊断
对于肺癌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可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及生存率。但目前导致肺癌发现较晚的原因中,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有效、经济、可普及、特异性较高的早期诊断方法[1]。尽管现有观点对CT在早期诊断肺癌方面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且证实CT与胸片相比,可提早1年诊断肺癌,然而,其早期检测作用主要体现于周围型肺癌,但对中央型肺癌则效果较差。而其他有创检查(支气管镜技术)亦不适用于肺癌的早期筛查[2]。
血清学肿瘤标记物检测具有价廉、易行、创伤小、安全、可普及性等特点并曾被寄予厚望。然而,针对肺癌,目前临床广泛应用的肿瘤标记物特异性均较差, 某些良性疾病时肿瘤标记物也可以升高,至今尚无理想和单项肿瘤标志物用于肺癌的早期临床诊断,其敏感性、特异性均难以达到理想水平[3]。因此,多数学者主张多指标联合检测以提高肺癌诊断的阳性率。有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收集我院2年半期间肺癌患者46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24例,以病理检测为金标准,比较肿瘤标志物联合筛查与CT对肺癌患者诊断的敏感性、假阳性率等,以阐明肿瘤标志物联合筛查在肺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1.1入组患者 回顾性收集我院2011年9月~2014年3月收治的确诊肺癌的患者46例,肺部良性病变24例,所有患者均需经过支气管镜活检或(和)刷检检查,部分患者经该检查所得病理组织学和细胞学确诊,经支气管镜检查未确诊者,则随后经外胸腔镜手术或开胸手术或经皮肺穿刺所得病理组织学和细胞学确诊,所有患者均表现为肺内孤立的病灶,并未发现肺外转移灶。在做常规支气管镜病变肺段或肺叶支气管肺泡灌洗,留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部分患者行支气管肺泡灌洗后行支气管镜活检或(和)刷检检查,并于当日空腹抽取静脉血5 mL,两者离心后冻存于-80℃冰箱,行肿瘤标志物检查。所有患者术前均获告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中关于医学伦理方面的要求。
1.1.2临床资料 70例患者中,46例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肺癌,其中男26例,女20例,非小细胞肺癌35例(鳞状细胞癌5例,腺癌29例,未分化大细胞癌1例),小细胞肺癌11例;肺部良性病变24例,男14例,女10例,其中,结核球13例,炎性假瘤7例,错构瘤2例,硬化性血管瘤1例,囊肿1例。肺癌组中位年龄56岁(40~81岁),肺部良性病变组中位年龄50岁(33~78岁)。
1.2方法 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及静脉血以离心机离心后分别取适量封存好编号后再存放于-80℃冰箱。分别以肿瘤标志物芯片检测出患者的BALF及血清中肿瘤标志物NSE、CEA、CA153的浓度。
1.3判定标准 联合检测阳性判定标准:联合检测组合中任一指标超过正常值高限即为阳性,均为阴性定为阴性。
1.4统计学方法 列出真(a)、假(b)阳性例数、真(c)、假(d)阴性例数,按真阳性率=a/(a+c)、假阳性率=b/(b+d)的公式计算的灵敏度(真阳性率)、假阳性率。以组织病理学为金标准,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评估结果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Kappa≥0.75两者一致性较好;0.75>Kappa≥0.4两者一致性一般;Kappa<0.4两者一致性较差。统计学软件为SPSS 13.0。
2结果
2.1肺癌组与对照组血清、BALF中NSE、CEA、CA153的含量对比 分组因素对血清、BALF中NSE、CEA、CA153的影响具有统计学差异。肺癌组BALF及血清中的CEA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以鳞癌升高最为明显,其次为小细胞癌,而鳞癌及小细胞癌BALF的水平高于血清水平。肺癌组BALF及血清中的NSE除在小细胞癌中有明显升高外,在鳞癌、腺癌中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而小细胞癌组BALF的NSE水平明显高于血清。相同的趋势可见于CA153,见表1。
2.2肿瘤标记物与病理一致性结果分析 70例患者中,46例由病理确诊,24例为非肺癌患者。CEA-BALF中,32例患者阳性,其中,18例与病理符合,14例与病理不符合;而剩余38例CEA-BALF阴性的患者中,10例与病理符合,28例与病理不符合。因此,其真阳性率为39%,假阳性率为58%,按照此类描述,CEA-血清真阳性率为43%,假阳性率为42%。其中,NSE-BALF与CEA+NSE+CA153-BALF真阳性率最高,达65%,但NSE-BAL假阳性率亦较高,为58%,而3种肿瘤标记物联合诊断,BALF的假阳性率仅为20%,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最高(0.75%),见表2。
3讨论
CEA是一种细胞膜表面的糖蛋白,在胚胎组织及不同的肿瘤组织中存在,用CEA作为肿瘤标志物的研究已有20 多年的历史,有研究发现肺腺癌细胞能直接产生CEA[4]肿瘤标记物正常情况下血中无表达或仅有少量存在,而肿瘤存在时, 可在血中出现或含量明显增高。CEA是在胚胎期表达,正常成年人不表达,伴随肿瘤发生又重新表达的抗原。最早在结肠癌患者血清中发现CEA,除在胚胎性肿瘤组织外,在成人胃肠、肺、乳腺等癌组织中均有表达。目前CEA多与其他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判断肿瘤的发生以及提高肺癌的诊断水平十分有效,而且经济实惠,患者痛苦少,易于接受。CA153作为乳腺癌的特异性标志物,现有很多报道都已证实肺癌患者血清中也都有明显升高[5-6]。NSE是由2 个r 亚单位组成的糖酵解酶,存在于正常神经细胞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内,神经内分泌细胞和神经源性肿瘤中含有大量的NSE,其含量是正常肺组织中的3~35 倍。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是一种起源于神经内分泌细胞的肿瘤,具有明显的神经内分泌(neuroendocrine,NE)分化特征。多数研究现已证实,部分(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亦伴有NE 分化,同时在生物学行为上与其他NSCLC 有很大差别,具有类似SCLC 的生物学特性,对化疗比较敏感,具有更强的肿瘤侵袭特性[7],这可能是NSE 在NSCLC 中为何异常表达的重要原因。NSE 不仅在SCLC 中明显升高,在一些NSCLC 中也有明显升高,总阳性率达50%左右[8]。
支气管肺泡灌洗技术是近年来逐渐被临床广泛采用的成熟技术,近年研究发现早期肺癌患者血清中肿瘤标志物CEA、CA153、NSE浓度较低,而BALF中肿瘤标志物较血中出现早、浓度高,尤其把支气管肺泡灌洗技术与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相结合,对早期癌的诊断有一定的辅助作用[9]。NSE、CEA在BALF中的含量明显高于血清,并且良、恶性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其灵敏度和特异性高。这可能是由于肺癌细胞分泌、代谢物首先进入支气管肺泡,然后才进入血循环的缘故[10],因而在肿瘤早期血中含量较低,不易检测,当含量明显升高被检出时,多数患者已进入晚期;而BALF是取自于病变部位的支气管肺泡内,因而较血清中出现早,含量高[11]。目前临床上还少有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来辅助肺癌的诊断。
本研究结果表明:上述3种肿瘤标记物在不同类型,不同标本中的表达各有差异。CEA在鳞癌升高最为明显,其次为小细胞癌,而鳞癌及小细胞癌BALF的水平高于血清水平。肺癌组BALF及血清中的NSE除在小细胞癌中有明显升高外,在鳞癌、腺癌中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而小细胞癌组BALF的NSE水平明显高于血清。上述结果与之前的文献报道类似。此外,我们通过以病理为金标准,通过一致性检验可知:尽管NSE的敏感性最高,但其假阳性率较高,不适用于以筛查为目的的早期肿瘤诊断,而将此3种标记物联合起来进行肺癌诊断,虽然真阳性率与单用NSE一致,但其假阳性率最低,与病理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且BALF明显优于外周血血清。
综上,CEA+NSE+CA153-BALF敏感性较高,假阳性率较低,与病理具有高度一致性,临床应将其用于肺癌的早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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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