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一次邮票发行“唤醒”了旷久沉睡的国宝,
但百年间的一桩憾事却为今人留下了千载悬疑。
昭陵六骏身上还暗藏着多少玄机?
其排序之谜将如何得解?
20世纪末的一天,陕西碑林博物馆由于几天的连阴雨显得有些冷清,这又使留连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的两位游客十分显眼。与平时众多观光客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四处游览,而是在6匹战马的石刻浮雕前驻足良久。
他们是谁?要干什么?为什么会对这几匹石雕战马如此感兴趣呢?
疑点惊现弃前功
原来,人类历史将迈入一个新的千年,而这一年,又正值中国传统的农历马年。为此,国家邮政总局计划发行一套以马为题材的邮票,这两位特别的游客正是国家邮政总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此行就是为将这6匹石雕战马搬上邮票而来。
(1)图组:昭陵六骏
那么,这套将出版的以马为题材的邮票,为什么偏偏相中了这6匹石雕战马呢?它们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在中国历史、中国艺术史上,这6匹被合称为昭陵六骏的石雕战马可谓大名鼎鼎(图1)。它们与其他帝王陵墓上的石兽不同,都是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开创大唐基业时的坐骑。当年,唐太宗鉴于它们伴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赫赫战功,给这6匹战马都起了漂亮的名字:特勤骠,据说曾在战斗中载着李世民昼夜奔袭二百余里;青骓、什伐赤,在战斗中均曾身中五箭;飒露紫,曾与李世民一同身陷敌阵、出生入死;拳毛,激战中身中九箭而亡;白蹄乌,长途奔袭后力竭而死。后来在为自己修建陵寝时,唐太宗特颁旨命人雕刻了这6匹战马的写真石雕,甚至连马身上所中的箭也一同刻了上去,以便在他去世之后可以让心爱的坐骑依然陪伴左右。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中是独一无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昭陵六骏邮票的设计方案终于被敲定,就是在不违背昭陵六骏石刻破损状态的前提下做适当的技术处理,力求使设计出的邮票既具有历史感和文物感又不乏美感。两位来自北京的邮票专家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他们决定翌日前往礼泉的昭陵博物馆领略一番盛唐气象后便动身返京。
谁知,第二天在昭陵博物馆的参观还没有结束,两位专家的心情已是“晴转多云”。原来,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浮出水面。
座次排位起纷争
昭陵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当年陵园建设持续了1个多世纪,仅仅陪葬墓就有180余座,遗存了大量的文物。1979年,国家为了保护陵区内的珍贵文物,在陵墓原址修建了昭陵博物馆。
谁知在参观时、在与昭陵博物馆同志的交谈中,两位邮票专家得知昭陵博物馆和碑林博物馆在对昭陵六骏的命名和摆放上竟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昭陵六骏中,什伐赤和青骓这两匹马同在东边一列,马头都朝向同一侧,又都是四蹄飞奔,它们的形态极其相似。然而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也让两匹马的细部特征因为严重的损坏而难以分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昭陵博物馆与碑林博物馆对这两匹马的命名及位置的摆放正好相反。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两位邮票专家显然有些猝不及防。原本轻松的心情被罩上重重疑虑,沉闷之中透着沮丧。他们怎么也不明白,如此著名的国宝怎么会有不同的命名和排序呢?
两位邮票专家也顾不得继续参观了,急匆匆回到碑林,找到碑林博物馆的资深研究员马骥,向他讲述了昭陵之行的意外发现。他们把找到答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老马的身上。
半个多世纪间,昭陵六骏一直静静地陈列在碑林博物馆,从没有人对它们的命名和排列产生过质疑;
20多年来,马骥曾无数次从昭陵六骏身旁走过,也从未留意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直到这次两位邮票专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才恍惚间觉得昭陵六骏并非那么简单。
两位邮票专家原想从老马那里找到答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令人信服的确切答案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得到。但是,六骏的排序又是直接关系到这组国宝邮票能否顺利发行的大事,思量再三,邮票专家只得把这个毫无头绪的难题留给了马骥。
一家之言难为凭
接到这个“烫手山芋”,马骥查阅了大量中国美术史方面的书籍后发现,在一些文章和图录中,确有大量将什伐赤和青骓混淆的地方,这确实是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可是,昭陵六骏在这里陈列了半个多世纪,也从没有人对它们的命名和排列产生过质疑。那么,今天的争议又是从何而来呢?
原来,在1918年曾发生过一起对昭陵六骏的偷盗事件。后来虽然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被当时的警方追回,但飒露紫和拳毛至今都不知所踪。1950年,尚存的四骏被移入当时的西北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碑林博物馆收藏。1961年,为了重现昭陵六骏的历史风采,碑林博物馆根据照片复制了飒露紫和拳毛,并把它们和另四骏放在一起进行陈列。至今,昭陵六骏离开最初的摆放地——九山,已近一个世纪了。?继而马骥又找到了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长安史迹考》。足立喜六,日本静冈人,1906年来到中国后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教书之余,他经常寻访周边的古迹遗址。回国后,他根据收集的大量资料编写了《长安史迹考》一书。在这本书中,足立喜六详细记录了他曾踏访昭陵,亲眼所见六骏安放在昭陵玄武门的情况,并刊出了一组20世纪初拍摄的六骏照片,如今碑林博物馆六骏的陈列就是以这些照片为排序依据的。马骥认为:如果能证明照片的可信性,那么昭陵六骏的命名和排序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于是,马骥开始对这些老照片进行仔细地研究、分析。
这些照片虽然拍摄质量都很好、非常清晰,但受当时拍摄方法的限制,同一排的三幅石雕,只有正中间的是写实的,而处在左右两边的石雕在照片上都有明显的透视变形。好在当年足立喜六从不同角度对昭陵六骏拍摄了多幅照片,而且注明了拍摄时间是1909年,也就是在昭陵六骏被盗之前。最后,马骥经仔细反复比照后认为,碑林博物馆对昭陵六骏的命名是符合原始排序的(图2)。
(2)图组:日本人足立喜六编写的《长安史迹考》一书中有昭陵六骏浮雕被盗运前的照片。碑林博物馆对六骏的排序主要是以此为据的
千载之谬不足信
然而昭陵博物馆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依据:
一是在《礼泉县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同治初,花门变起,昭陵殿庑尽毁。东西两壁六骏皆断泐,露立风雨中。
于是有人进行过这样的假设:后来虽有人着手维修昭陵六骏,但九山险峻的地势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定会给工程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工期一定持续了很久,人员也是换了一拨又一拨。或许就在这期间,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六骏中某些马的位置被倒置了,这其中就包括青骓和什伐赤。
鉴于足立喜六拍摄照片的年代要大大晚于同治年间,那么足立喜六的照片就不足为凭了。
昭陵博物馆还收藏有一块《昭陵六骏》碑,是宋时当地地方官游师雄命人刊刻的。碑的内容分碑铭和刻画两部分:碑铭是游师雄踏察昭陵的题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昭陵的所见所闻;再就是用线条分两栏对称刻划出了六骏的生动形象,而且在每匹马的旁边还注明了名字、顺序、毛色、中箭之状以及参加的战役和唐太宗对马的赞誉之辞。但是,碑上所描述的青骓,两条后腿上下分开,双耳间的鬃毛向后直立,这些特征与碑林博物馆命名为什伐赤的马相一致;而所描述的什伐赤,两条后腿并拢,双耳间鬃毛自然垂下,这些特征又与碑林博物馆中命名为青骓的马特征相一致;而其余4匹马则无差别(图3)。
(3)图组:《礼泉县志》、宋时《昭陵六骏》碑碑铭及图案刻画对昭陵六骏的记载,是昭陵博物馆对昭陵六骏排序的依据
那么,究竟谁才是正确的呢?由于唐宋年代接近,因此相比拍摄于上世纪初的老照片,宋代碑上的记述似乎更为可信。但马骥经对宋碑拓片仔细研究后发现:
在昭陵六骏碑的题记里游师雄写到他曾经见过阎立本画的6匹马的画像及十八学士写的赞语等等,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完全都找不见了。也就是说无法证实游师雄当年说的话是否是真的。而其中所提到的阎立本,是唐贞观时期声名显赫的画家,其许多作品都为唐太宗授意所作,《宣和画谱》中对阎立本的作品多有记载。但却惟独没有关于六骏图的只言片语;题记中游师雄还说他见过《唐陵园记》这么一本书,书中记载对马的赞语并非十八学士所做,而是唐太宗自己撰写的,并敕欧阳询书。而如今碑的左上方虽留有一块写赞语的空间,但空空如也。这里提到的欧阳询,作为一代知名书家,他的作品理应有拓片留传或在金石著作中被提到,但马骥遍阅典籍却难觅其踪。
此外,碑上对马的刻画与特征的文字描述也有不少不符之处。
……
游师雄的昭陵六骏碑上留下如此之多无从考证又无法解释的疑团,使马骥对游师雄经手东西的可信度产生了疑虑。接下来,马骥又找到当年游师雄主持刊刻的《唐太宗昭陵图》的拓片,希望印证自己的想法。果然,经比较之后马骥发现:这张图上记述的与真实情形相比也是谬误百出。而这,恰为马骥得出自己研究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就是游师雄在《昭陵六骏》碑上的描述并不完全可信。既然足立喜六的老照片和游师雄的六骏碑都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也就是说仍缺乏有力的证据为青骓和什伐赤定名和排序。那么,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呢?
探查故地参玄机
马骥决定暂时抛开眼前纷繁复杂的局面,换一个切入点重新开始对昭陵六骏的调查。
他先是一头扎进藏书室,查遍史书典籍。几天下来他发现:史书上有关昭陵六骏的记载非常稀少,用“凤毛麟角”来形容毫不为过。即便是在六骏诞生的唐代,也只在唐书等史料中有寥寥几笔的记载,还只是笼统地称之为“石马”。这可能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帝陵乃宗庙重地,历代均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看护。除了每年皇帝和大臣们去祭祀、拜谒先帝外,外人是根本进不去的,也就更不可能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了。
既然查阅史书这条路行不通,于是马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礼泉,希望能从昭陵附近的村子里打听到一些信息。然而,除了听到一些“添油加醋”的传说外,马骥同样是一无所获。一连几天,冥思苦想的马骥除了吃饭和睡觉外都在九山路上徜徉。很快,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
在中国古代,建筑礼制有坐北朝南的讲究,因此,皇宫建筑一般都会由北向南延展式地建造。皇帝王侯自古以来讲究“视死如生”,为了满足自己千秋万世的统治欲望,他们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也会按地上的宫殿布局和讲究来进行规划。但是,特立独行的唐太宗并没有依照常例把六骏放在陵墓南侧,而是摆在了陵北,也就是自己的身后。这样有悖常规的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这样的安排跟昭陵六骏的排列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隐含的联系呢?马骥决定索性沿着这条路探查下去,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琢磨来琢磨去,马骥虽然想到了一些可能的理由:险峻的九山北麓的山势相对南麓要平缓许多,建陵是把六骏搬运到这里,似乎更能节省人力,降低工程的难度;唐太宗自己是靠“玄武门之变”登上权力巅峰的,生时,他对位于长安北面的玄武门非常重视,唐王朝很多重要的活动都曾在这里举行;而身后,他同样要“视死如生”;再就是尽管唐朝当时国势非常强盛,但唐太宗仍时刻不忘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因此他将祭坛放在北面,提醒后世勿忘他当年打仗的武功,警惕北敌南犯(图4)……
(4)昭陵六骏当年有违常规被摆放在帝陵之北,肯定是有其深意的。在马骥看来:弄清楚它,或许将成为自己搞清六骏排序的一条重要线索
但这些对六骏的排序却于事无补。那么,既然从南北摆放位置上探寻六骏排序这条路走不通,能不能从六骏自身找到突破口呢?也就是通过对实物的仔细观察,再结合典籍进行研究,昭陵六骏的摆放会不会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如果可行,此前自己可谓是舍本逐末了;如果可行,排序的难题不就容易解决了吗?
循规索律解真相
回到碑林博物馆看着昭陵六骏,多日来查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有关昭陵六骏的种种信息开始在马骥的脑海中迅速闪现。当他走到飒露紫面前时,立即想起了《新唐书·邱行恭传》中对一场战斗的描述:那是在公元620年,李世民正与王世充在洛阳的邙山一带交战。其间,李世民为了一探敌人虚实,带着心腹猛将邱行恭与几十个轻骑兵深入敌后。不料,与敌人大队人马遭遇,亲兵被打散了,李世民的坐骑也被围上来的敌人乱箭给射死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邱行恭把自己的马让给李世民,自己却舞长刀徒步奋战,终保李世民破围安返。自此,李世民对邱行恭一直是另眼相看。待其登基后,遂命人“斫石为人马,象拔箭状,立昭陵。”
在六骏中,飒露紫浮雕的图案是惟一一幅由人和马共同组成的,最初的摆放位置也是位于西边三匹马的首位。如果以皇帝坐北朝南的传统定位,西边正好是右侧,这不仅符合中国古代以右为上的礼制,也正好印证了史书上对邱行恭的记载。难道这就是六骏排序中隐含的规律之一吗?如是,那么此外昭陵六骏的摆放中或许还暗藏着别的规律。找到这些规律,青骓和什伐赤的排位自然就会水落石出了。可如何从眼前这组不完整的石雕中摸索出规律呢?在其他手段都建功乏术的时候,马骥想到了自己走了大半辈子的老路——测量,这可是这行工作中干起来最简单、使用最普遍、效果最直观的方法。此前,自己怎么就把它给忽略了呢?
想到这里,马上取出尺子一量,青骓和什伐赤两匹马从屁股往下的高度果然相差了11厘米,马骥眼前的迷雾豁然开朗:由于六骏的名称顺序是清楚的,那么,高的就是排列在前的青骓,矮的则为在后的什伐赤。这个长时间困扰、折磨自己的难题,其实古人早就有自己的考虑:前高后低,这不仅符合中国传统的对称思想;而且无论远近,这种排列方式看起来也都是最好看、最顺畅的。昭陵六骏的摆放顺序终于有了一个能为人们广泛认可的圆满答案(图5)。
(5)图组:一量而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
新千年伊始,《昭陵六骏》邮票如期发行(图6)。虽然整套邮票只有一个总的标题,并未标注每匹马的名字,但是唐太宗的战马仍以呼之欲出的气势,吸引着人们对千年以来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故事继续探寻下去。
(6)新千年伊始,我国发行的以昭陵六骏为题材的马年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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