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对中国境内的两型毗卢遮那佛造像——结智拳印与结最上菩提印毗卢佛像的遗存与流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试图还原这两型造像在汉、藏佛教艺术发展中的历史面貌。
[关键词] 中国;毗卢遮那佛造像;结智拳印;结最上菩提印;遗存与流变
[中图分类号] B946.6+J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9)03-0177-10
结智拳印(梵jnnamusti或bodhyagrī)与结最上菩提印(亦称无上菩提印、至上菩提印,梵bodhyagrī或uttara-bodhi)的毗卢佛像是中国佛教艺术中毗卢遮那佛的两大造型,(注:毗卢遮那佛还有结转法轮印(又称说法印,梵dharmacackra)与法界定印(梵dhyāna)等造型。北宋法贤译《佛说瑜伽大教王经》卷4《印相大供养仪品》第6述三金刚大智(五智如来中的大日、阿閦与阿弥陀三如来)所具有的秘密印相法,其中“先以二手作拳,二母指平竖,此是大遍照如来(大日如来)安身印”,这一身形的毗卢遮那代表了身、口、意三密中的身密(见《大正藏》[Z],第18册,密教部1,第572页ab),但尚未见中国制作这型佛像的记载与实物。另据日本密教文献,大日如来有一种手印称大日如来剑印,具体为“大日如来剑印,二手当心合掌。窟二头指中节横相跓。以二大母指。并押二头指上节如剑形。结此印即观自心中有八叶莲华”(见《大日如来剑印》,《大正藏》第18册,密教部1,第195页c)。日本密教辞典编纂会编《密教大辞典》附《密教印图集》(东京法藏馆,1931年)图示了这个手印。《佛教造像手印》的第四部分收录了该图集,其中第1号手印即“大日剑印”(见李鼎霞、白化文:《佛教造像手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及第3页编者说明),但该印似罕见于造像实践。)近来国内学者对结智拳印的毗卢遮那尊像作了统计(范围基本限于汉地石窟遗存,时间为唐宋),称这些尊像均是密教本尊大日如来,认为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尊像传播中土,是在“开元三大士”来华译经弘传“体系化”密教之后。(注:陈明光:《菩萨装施降魔印造像的流变——兼谈密教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J],《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页表1与第8页。)至于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遮那尊像,现有的考查也限于石窟造像,年代范围在宋元。有学者将四川大足宝顶、安岳与甘肃张掖石窟中的44尊相关造像定为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如来尊像,(注:同上,第9、12页。此前,称宝顶大佛湾、小佛湾相关毗卢佛像手印为最上菩提印的观点见于郭相颖、李书敏主编:《大足石刻雕塑全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卷2图版55、58与卷3图版88的图版说明;李已生主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M]第7卷,重庆出版社,2000年,图版120、121与200的图版说明。)进而推测这型造像源于印度,后经西藏传入四川,(注:陈明光:《菩萨装施降魔印造像的流变——兼谈密教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10页。)但其手印判定的依据存在问题。
鉴于现有考查中的一些局限,且对中国结智拳印与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遮那佛造像尚未见专题探讨,我们有必要从相关经典出发,结合佛教史背景,对汉藏两地遗存的这两类毗卢如来尊像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两类毗卢遮那佛造型的来源及其在汉、藏佛教美术史上的发展轨迹。
一、智拳印与最上菩提印毗卢佛像的经典仪轨
不空(705—774)译《金刚顶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处念诵成佛仪轨》曰:
遍照如来身,形服如素月。以一切相好,周庄严法身。戴金刚宝冠,轮髻为首饰。众保庄严具,种种拔饰身。持智拳大印,处于师子座。日轮白莲台,智拳印所谓:中小名掘梅,头指(即食指)拄大背。金刚拳乃成,右握左头指。一节面当心,是名智拳印。(注:《大正藏》,第19册,密教部2,第957页ab。)
日本高野上真别处圆通寺藏《图像抄》卷1《金刚界五佛》之“大日”条曰:
大日……白肉色,住智拳印。《摄真实经》云:顶有五宝天冠,冠中有五化佛,结跏趺坐……。先以左右大拇指各入左右掌内,又以余四指坚握拇指作拳,即是坚牢金刚拳印。次竖上左头指,其左拳臂当心上,其掌面转向左边,即以右拳小指握着左拳头指一节,又以右拳头指之头柱著右拳拇指一节,亦安前心,是名菩提引导第一智印,亦名能灭无明黑暗印。缘此印加持,诸佛与行者授无上菩提最胜决定之记。(注:《大正藏》,图像部卷3,第1页a。)
故智拳印也称菩提引导第一智印。《图像抄》卷1还给出了该型大日如来的图像。结智拳印确有表达无上菩提、第一菩提之意,但后来的发展表明,在中国无上菩提(最上菩提)成了一个手印的专称。(注:与中国汉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日本最上菩提印与智拳印是同一个手印的不同称呼,而没有发展为两个不同的手印。见[日]赖富本宏:《密教佛的研究》[M],法藏馆,1990年,第199—200页及244页(感谢廖旸女士提供文献)。)
这样的最上菩提印,经典记载见于清工布查布(藏名mgon po skyabs)的《造像量度经续补》五《威仪式》。《威仪式》开首便描述东方金刚部部主、南方宝部部主、西方莲花部部主、北方羯磨部部主与中央如来部部主毗卢遮那的造型,其中称:“中央如来部主毗卢如来,白色,手印二拳收胸前,左拳内入右拳内把之,而二巨指(即大拇指)并竖,二食指尖相依,谓之最上菩提印。”(注:《大正藏》,第21册,密教部4,第949页a。)由此可知,尽管智拳印与最上菩提印均有两手收胸前握拳的姿态,但前者的特征为左手食指一节入右拳内,后者为两手食指尖相依。另外,后者双手举于同一水平线上,两手掌心相对,而前者,由于左手食指一节入右拳内,故左手的位置要稍低于右手,且右手掌心面向胸部。因此,两种手印当不混淆。
二、智拳印毗卢遮那佛造像
唐咸通十二年(871)西安扶凤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银制舍利宝函的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雕刻(注:宝函的相关情况详见韩伟:《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J],《文物》1997年第8期,第41—54页。),重庆合州城山濮岩寺长庆三年(823)石窟造像(注:有关该石窟造像的考证,见陈明光:《菩萨装施降魔印造像的流变——兼谈密教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9页。),陕西宋金石窟寺,大足北宋石篆山、南宋妙高山龛像,宋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与大理国千寻塔藏雕像中的本型毗卢佛尊,陈明光先生已作了考察。(注:陈明光:《菩萨装施降魔印造像的流变——兼谈密教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页表1。)本文着重梳理辽、西夏、明清与藏族地区的佛像存例以及石窟造像以外的金代作品。
有辽一代,密教极为盛行,佛学界对密教普遍重视,有一种复兴唐密的思想倾向。(注:吕建福:《中国密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63—476页。)辽宁朝阳北塔辽代天宫藏有瑬金银塔、经塔与木胎银棺等文物,瑬金银塔第一节塔身六面线刻金刚界五方如来与释迦佛像,经塔塔身第1重金套錾刻大日如来与八大灵塔,木胎银棺錾刻法身、报身与应身三身佛,其中的大日如来与法身佛均为菩萨形结智拳印造型。(注:图见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J],《文物》1992年第7期,第8、10页。) 建于道宗清宁二年(1056)的应县佛宫寺木塔第五层内设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曼荼罗,曼荼罗主尊以及木塔内第四层释迦佛像腹内的《大法炬陀罗尼经》卷13木刻佛画(注:阎文儒等:《山西应县佛宫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J],《文物》1982年第6期,第9—18页。)之主尊亦为智拳印大日如来,同样的大日如来造型还见于辽代的金铜佛像。(注:参见金申:《几尊可疑的辽代早期佛像》[A],载《佛教美术丛考》[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