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论》在论述方法上有一个迄今鲜为注意的特点,即频繁借用生物细胞学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与例证作借鉴和类比说明。对于今天的《资本论》研究者,考察这种类比方法与其论证目标的相关性,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当年著作中的基本思路,更有助于从一个特殊侧面真切感受马克思学术研究中的科学精神。《资本论》作为科学理论绝非研究的终点,但是其中执着追求并贯穿始终的科学精神,迄今堪称典范,历久弥新。
关键词:资本论;马克思;王元化;科学精神;类比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158-07
题记:王元化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研读《资本论》的笔记写了“十余册”;六十年代为研究文艺“规律”而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明确告白是以《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的“科学”观为“良箴”;迄至其“九十年代反思”时期,他一方面倡导“有学术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强调当年从马克思著作中受到过“极大启发”。本文缘此而写,并作为纪念王元化先生八十九冥诞(2009年11月30日)。
一、“最难理解的商品”与“经济细胞”的类比
《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该书“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①。原因在于该部分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特点。而借用自然科学方法作类比,首先正是旨在说明这种思辨方法的必要性: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都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②
其中“显微镜”、“化学试剂”、“细胞”、“解剖”等用语显然属于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及化学。马克思把商品比喻为“经济的细胞形式”,把用“抽象力”分析商品类比为“显微镜下的解剖”,由此说明其方法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该类比中的关键词是“细胞”与“商品”。我们要理解马克思对其所用方法的说明,也就首先要了解“细胞”与“商品”之间的异同。今查生物学有关“细胞”的知识文献,再将之与《资本论》关于“商品”的论述作比照,得如下几个类似点。
其一,细胞和商品都是有机体的基础单位。细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已知除病毒之外的所有生物均由细胞所组成,但病毒生命活动也必须在细胞中才能体现。一般来说,细菌等绝大部分微生物以及原生动物由一个细胞组成,即单细胞生物;高等植物与高等动物则是多细胞生物。”(中华医药网,/news/swhuaxue_560_597179.html)本文生物学相关所据同此。,商品则是现代经济有机体的基本元素。《资本论》首篇“商品”章的起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商品开始” ④ ⑤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1、55、8页。。
其二,细胞和商品在各自所属的有机体中都是进化与发展的起点。就生物整体的进化而言,它经历了细胞→植物→动物→人类的递进发展阶段;就生物中植物、动物、人类中的个体发育而言,它们也都从各自的细胞形式开始(例如婴孩最初由人类卵细胞与精细胞结合孕育而来)。而根据马克思的研究,“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有机体,它经历了商品→货币→资本的三大发展阶段;并且,资本的复杂有机体同时包含前此的货币形式以及最初的商品元素。
其三,细胞与商品都有各自的内部结构。所有细胞共同的基本结构元素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内质网、核糖体、高基氏体、溶体、液胞、粒线体等。而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资本论》对它“价值形式”之因素的分析包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价值”与“价值量”、“人类一般劳动凝结”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在《资本论》中首先被分析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者的来源进而被分析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作为“交换价值”内核的“价值”,又被揭示为“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两种商品进行等值交换的所据,进而被揭示为“价值量”,后者来源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简单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等。
其四,细胞的形体结构与商品的“价值形式”都是人类感官无法直接观察到。细胞的发现有赖显微镜。据载历史上最初看到细胞者是荷兰生物学家雷文霍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他于1674年以自制显微镜片从雨水和唾液中发现活体微生物。然而后世科学家一般却将最初的细胞发现者追溯到早十年的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虎克(Robert Hooke),因为他于1665年首次用自制光学显微镜观察软木塞的薄切片,在放大条件下发现一格格的小空间,遂以原指蜂房小格子的英文单词“cell”命名之。后世科学家将他看到的“cell”来命名后来才观察到的细胞,这意味着显微镜方法对于发现细胞的决定性意义。商品的“价值形式”也是人类感官所无法把握,《资本论》因此多处以“不可捉摸”、“看不见也摸不着”等形容词来强调它的非直观性④。它是《资本论》运用“显微镜下的解剖”般的“抽象力”分析方法而首次揭示。马克思写道:“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⑤
其五,细胞与商品的相对研究难度类似。细胞有赖显微镜才能观察研究,而早在显微镜发明的千百年以前,人类对由细胞发育而来的动植物的机体却早已有所研究与认识,例如中国古代有植物学著作《本草纲目》。商品虽然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对其内部结构的认识,诚如马克思所言:“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于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原因何在?“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⑥中国先秦“庖丁解牛”典故可为马克思此说注释,庖丁的游刃有余意味着他对牛体知识和解剖技术的谙熟,但是庖丁所处时代根本无法认识构成牛的生物基础的微观层面的“细胞”。
由上比较所见五个类似点足以判断,马克思将“商品”类比为“细胞”确属有据。与此相应,他以“显微镜下的解剖”来比喻用“抽象力”对商品这一经济细胞的分析,可谓形象而贴切现代汉语“分析”一词,意指运用抽象思维力对事物性质加以判别、区分;而作为该词主干的“析”字,在古汉语中原指用金属工具劈开树木,如《诗经•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而后引申为运用抽象思维力进行分析,《庄子•天下》:“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二、“抽象力的分析”与“显微镜下的解剖”
然而“商品”与“细胞”毕竟不同。最根本不同在于,细胞是有形状的生命之物,因而毕竟能够在显微镜条件下为人类眼睛所明白观察。而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其实际所指既不是任何具体产品的形貌,也不是任何有形之物,而是抽象意义上的“价值形式”,因而无论采取什么观察或实验手段,既不能被人类眼睛所观察,也无法被任何感官所感知。马克思因此在“商品”章各环节的具体分析中频频强调: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51、49、51页。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③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犹如“圆形的方”、“木制的铁”。④马克思甚至有点无奈而幽默地称商品“价值”的客观对象性为“幽灵般的对象性”⑤。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可捉摸”,马克思才认为有必要借助已经被证明为“科学”并被普遍认识的的生物细胞学来加以类比,以见两者在客观法则方面的相类;也正是因此根本区别,《资本论》所强调的与生物细胞研究不同的独特方法才成为必要:“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显然,《资本论》初版序言之所以强调该书中“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主要症结在于:
(1)商品的“价值形式”虽然具有客观性质,却又是无形无色无嗅,“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马克思面对的难题是:既要揭示隐蔽于商品表象后面的“价值形式”,又必须证明和阐明,为什么说商品的“价值形式”是客观存在。(2)由于他所据以揭示的方法是“用抽象力”分析,并且舍此别无它法,更由于这种分析方法是“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因此该方法的科学性本身需要加以证明和阐明。(3)如果说证明一种理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其途径主要为逻辑法则与实践标准,那么对于当时的马克思而言,首先需要遵循的是前者,因为后者有赖历史进程的检验。(4)由于《资本论》所谓和所用的“抽象力”具有高度思辨的特征,它超出了通常可用经验例证来说明的形式逻辑思维的抽象度(例如形式逻辑中,即便比较复杂的假言判断也可以借助经验之例来说明:“气象台预报明天会下雨;如果明天果然下雨,那么气象台预报是对的。”)因此,对这种“抽象力”之科学性的证明和阐明需要寻求形式逻辑以外的方法。(5)由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当时已经被反复验证并得到广泛公认的科学方法,因而也是相对“通俗”的科学方法;因此,如果能够在用“抽象力”分析商品的过程中,找到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契合之处,后者就至少具有辅助论证的意义。笔者以为,正是由于这五方面因素所综合构成的症结,使得马克思不得不格外地借助于自然科学方法,以之辅助论证和说明。
三、“数学等式”、“几何学例子”与商品交换中的“第三种东西”
在《资本论》“最难理解的”商品章中,马克思确实尽其所能地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或例证。我们首先看下面论述中比较简单的数学“等式”:
我们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一夸特小麦=a量铁。这个等式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量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两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页。
一定量的小麦与若干量的铁是两种不同的有形产品,既然两者之间有一定数量的比例关系(“看不见也摸不着”),因而可以按数学法则通约,那么这种比例关系和通约所据就是存在于两者关系之间的“第三种东西”;虽然这个“第三种东西”只能通过“抽象力”分析而揭示,却可以用合乎数学逻辑的“=”号加以表征。马克思由此而推断商品与商品之间“价值”通约与比例关系的客观性。
但是问题还在于,两种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关系,会“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断变化”,而并非像1+2=3的数学等式那么简单明了。因此,马克思紧接着又以较为复杂的几何学原理来辅助说明: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的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②
如所周知,三角形有各种类型(直角、等边、不等边),其形状大小更是多样无穷,然而它们的面积都可用“底乘高的一半”的数学公式加以精确计算。各种直线形的面积虽然也千变万化(三边、四边、五边……),而它们也都可以分解为若干相应数量的三角形,并且按同样的“底乘高的一半”数学公式作精确计算。变化多样的几何图形的面积虽然是直观的,但其潜在的计算法则却需要借助“抽象力”来揭示和把握。同样,各种商品的具体形状及其用途,都是人们可以通过直观与经验而认识;而其“交换价值”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正如几何图形中的潜在法则一样,也是客观的、可以通过“抽象力”分析而揭示,乃至也可以精确计算。由此,马克思以几何学法则的类比,进一步揭示并说明了“幽灵般地不可捉摸”的商品“价值”的客观对象性。
四、物理学“重量”、化学分子“实体”与商品的“价值实体”
下面一例是以物理学中“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重量尺度”,以类比两种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用衡量商品体本身即使用价值的尺度作例子。塔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塔糖的重量。现在我们拿一些不同的铁块来,这些铁块的重量是预先确定了的。铁的物体形式,就其自身来说,同塔糖的物体形式一样,不是重的表现形式。要表现塔糖是重的,我们就要使它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铁充当一种只表示重而不表示别的东西的物体。因此,铁的量充当糖的重量尺度,对糖这个物体来说,它只是重的体现,重的表现形式。铁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测定重量的物体同它发生重量关系的时候,才起这种作用。如果两种物都没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因此一种物就不能成为另一种物的重的表现。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们就会在实际上看到,当作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比例上也具有同样的重量。铁这个物体作为重量尺度,对于塔糖来说,只代表重。同样,在我们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对于麻布来说,也只代表价值。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51、61、65页。
物体通常都有可视的形状,其重量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商品也有可视形状,其内含的“价值”却同样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物体之重量的客观性,是人们通过经验和常识就能理解,马克思由此进一步说明商品“价值”也是客观存在。又,天平秤两端的铁块与塔糖,其大小形貌及性状明显不同,但是在重量关系上却可以是等同;同样,麻布与上衣作为劳动产品的形貌及功用也是迥然有别,而它们在价值量的关系上却可以等同。通过这个类比,马克思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价值”的客观性,通俗明白且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不过马克思紧接着强调,“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位止”。因为物体的重量毕竟纯粹是其自然属性,而商品的价值量,则是“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后者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②。由这种凝结而来的价值量,“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③。换言之,铁与塔糖的重量的客观性是自然性质的,而商品“价值”的客观性则是社会性质的。
既然商品“价值”的来源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如何证明后者的客观存在?马克思继续以数学等式“20码麻布=1件上衣”的价值关系为例,并运用“抽象力”加以分析——麻布的劳动方式是“织”,上衣的劳动是“缝”;织与缝这两种劳动在具体方式上虽然不同,但是都要耗费人的体力、脑力、时间等。同一个人可以昨天织麻布,今天缝上衣,因而两种劳动方式具有同一的人力付出的性质。如果这个人昨天花费十小时“织”了20码麻布,而今天花费十小时“缝”了1件上衣,那么就这个人的人力付出而言,其两天劳动量的凝结相等,因而可以用“20码麻布=1件上衣”来表示。由于“织”与“缝”的具体劳动方式看得见,作为两者结果的有形产品(麻布与上衣)也摸得着,但是凝结在有形产品上的“人类一般劳动”却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是借助“抽象力”分析而揭示。那么,这种借助“抽象力”分析的方法论依据何在?马克思显然意识到在这里会面对与前面同样的提问。因此,他再度以自然科学方法来类比说明,这次选择的是化学分析方面的例证:
……麻布只有作为价值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体。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碳(C)、氢(H)、氧(O)构成,而且是以同样的百分比构成,即 C4H8O2。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与丁酸相等,那么,在这个关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C4H8O2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说,丁酸也是由C4H8O2构成的。可见,通过使甲酸丙酯与丁酸相等,丁酸与自身的物体形态不同的化学实体被表现出来了。④
这段“比如”文字说明的是麻布与上衣的“等值”关系。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使用了“物体”和“实体”这两个不同的词来指谓化学中的两类对象:“物体”指丁酸与甲酸丙酯之类(如植物油、水果汁等)丁酸的外观与性状,相关描述有:“无色液体,有腐臭的酸味”,“天然存在于薰衣草油、缬草油、肉豆蔻油、斯里兰卡香茅油、玉树油和草莓中,并以甘油酯存在于奶油中(因而又称酪酸)”。甲酸丙酯的外观与性状,相关描述有:“无色至淡黄色液体;具有甜香、青香、果香,并带有老姆酒香,稀释到一定程度具有水果的味道”;“存在于菠萝、苹果、黑加仑、李子、白兰地中”(参见《百度百科》网)。,其特征是有形有色有味有嗅,可以被人的感官所认知;“实体”是指碳、氢、氧等化学元素,其特征是看不见也摸不着,只能通过化学试剂等方式并在显微镜下才能认知化学元素:“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元素被认为是用化学方法不能再分的简单物质”。碳元素“广泛存在于大气和地壳之中”;氢气“无色无味无臭”;氧气通常“以气体状况存在,人们单纯用直觉观察,是不能认清它的”。。由于前者的可感“物体”(植物油、水果汁等)是由后者的不可感“实体”(碳、氢、氧等)所构成,而麻布、上衣作为劳动产品与它们作为商品所内含的“价值”,也是可感觉之外形与不可感觉之内质的关系。换言之,丁酸、甲酸丙酯两种化学物(如植物油、水果汁等),与麻布、上衣两种劳动产品,都是可以感知的有形“物体”;而作为前者元素的“碳、氢、氧”,与作为后者内质的“价值”,都属感官不能直接感知,却也是客观存在的“实体”。马克思由此类比,再度说明商品“价值”作为人类一般劳动之凝结的“实体”的客观对象性。
马克思选择的上面这个化学例证的可比性还在于,化学物体的种类诸多(有液体类、塑料类、金属类等),同一种类的化学物体,其元素构成也有诸多差别(例如水与酒精都是液态,两者化学元素的构成却不同水的化学分子式为H2O;酒精的化学分子式为C2H6O。)。马克思特别选择了丁酸与甲酸丙酯这两种特殊的液态化学物体,如他所指出是因为“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碳(C)、氢(H)、氧(O)构成,而且是以同样的百分比构成,即 C4H8O2 ”
“C4H8O2 ”的化学符号中,C、H、O分别表示碳、氢、氧三种化学元素,其右下的小数字分别表示三种元素的分子数量。;因此两者间具有质与量的两个层面的相等关系。由此反观作为“商品”的麻布和上衣,就其内含的“价值”元素之性质而言,它们是相同(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就其内含的“价值”元素之数量的层面而言,“20码麻布=1件上衣”所内含的“价值量”也是相等(例如都是一天劳动量的凝结)。由于丁酸与甲酸丙酯这两种化学物体所内含的化学元素,是已经被当时科学所证明,乃至已经成为化学领域中的通识,而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所内含的价值关系,在当时则是一个尚待揭示,且难以凭直观与常识所理解的问题,因而以前者对于后者,就具有类比论证的意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用此类比说明商品之“价值”实体及其相互间的比例关系,堪称颇费苦心。
五、《资本论》自然科学类比的启示
我们综合前述《资本论》以生物细胞、数学等式、几何公理、物理重量,以及化学元素等(它们都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类比,应该不能不承认,虽然商品的“价值”并非属于自然法则,但是其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对象性”,以及马克思借以论证说明的思路与方法,却已然清晰可辨。虽然商品“价值”的客观对象性是借助“抽象力”分析的结果,但是它作为一种观念,却诚如马克思所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资本论》频繁借鉴自然科学论证的方法至少表明,马克思是以高度自觉的科学意识进行其研究的。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而科学的共同目标是探索并揭示隐蔽在客观现象后面的潜在性质、因果关系以及变化规律。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研究观,马克思才会在其显然属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资本论》中,频繁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
《资本论》对自然科学的借鉴与类比还表明,在马克思看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后者的重视,更是科学态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资本论》对自然科学的借鉴与类比提供了一种独特启示:科学研究的难度不仅在其对象本身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有时还在于其阐明研究成果的方面。诚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论》“最难理解”的商品之“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方面,“我已经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然而马克思所尽可能做的“通俗易懂”,依然属于和限于既非经验直观、也非生活常识的自然科学领域。因此,对于科学研究成果与著作的读者,也必需有一点“科学”精神。
马克思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序言中不无批评地写道:“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崎岖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归根结底,《资本论》的难度及其为此而借助自然科学进行类比论证与说明的方法,提示和期望后人的还包括一种不能以急功近利方式对待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
毫无疑问,作为人文学者的马克思,他当年所能了解与把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毕竟有限;其所涉各种自然科学在后来迄今的新成果也早已超出马克思当年所能想象。例如,就《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所借鉴类比的生物细胞学而言,马克思当年所据是在手工制显微镜条件下观察到的细胞形体与结构。而在现代高科技电子显微镜条件下,生物学家们已经进一步观察到构成细胞的各微细器官都各有更微观层面的内部结构。例如关于细胞内部器官之一的细胞质,当年未曾有的更微观层面的发现之一是“细胞质含有维持生命现象所需要的基本物质,如醣类、脂质、蛋白质、核糖核酸等”。如果说在“商品”研究方面,现代经济学也已经获得比当年马克思所见更丰富的资料依据和不拘一格的研究方法,那么《资本论》的研究成果显然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关于“商品”问题之认识的终点。然而,至少就马克思当年在“商品”分析中表现出的高度自觉的科学意识与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以及贯彻始终的科学精神,却依然堪称典范,历久弥新。
关于《资本论》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人文理想的关系,参见拙文《马克思的审美情愫与社会理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资本论〉结构艺术与马克思美学理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马克思美学视阈中的“汉特医师”们——重读〈资本论〉》(《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王恩重 李亦婷)
点评意见:
马克思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思想的科学史观和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人道主义思想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经过对传统科学与人文的批判继承,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理论统一,并通过《资本论》时期的现实验证,最终使科学与人文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论文分析了《资本论》在论述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频繁借用生物细胞学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与例证作借鉴和类比说明。通过对自然科学中理想方法和文学中的形象思维方法在《资本论》中的应用的研究;通过对系统和具体的关系的发现,论证了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思维系统再现对象系统的方法;从系统的过程和结构的关系来考察逻辑与历史的关系;从系统的发展史与个体发展史的关系来考察逻辑与认识史的关系;从逻辑方法系统来考察范畴系统的逻辑起点、逻辑顺序和逻辑结构;等等。经过作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分析,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后者的重视,更是科学态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作者还提出《资本论》对自然科学的借鉴与类比提供了一种独特启示:科学研究的难度不仅在其对象本身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有时还在于其阐明研究成果的方面。这些见解都富有新意。
点评专家:
马驰,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