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蓝天中飞机掠过头顶,总会令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人生中那段激情燃烧的航空岁月。
我于1927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西王集。1940年9月随父亲袁登福参加革命,当时只有13岁。父亲于抗战前即在家乡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后因党组织被破坏而脱党。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东建立根据地后,父亲又重新入党参加抗战工作。1940年秋,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到处迫害中共抗日军政干部家属,形势十分紧张。为了使我免遭迫害,父亲托人带信,让我到中共滁县马厂乡公所当通讯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我离家之后,年迈的祖母却未能逃脱国民党军的毒手,是年冬天她被抓住吊在房梁上活活烧死了。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地方工作学习,从事抗日活动,直到日本投降。并于1944年4月经老师韩斌和同学夏必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走进东北老航校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的喜悦劲还没有过去,国民党就集中优势兵力准备进攻我根据地,内战的阴霾霎时笼罩在皖东大地上空。那时我正在定远县池河镇联中行政训练班学习。上级通知学校越过津浦路撤退到淮阴去。途中路过淮南中学时,淮南中学校长同联中校长商量,要留下一批年龄较小的学生在该校作骨干,因抗战胜利后,需要大批干部,该校原有的骨干都调出去了。我被选中留下,插入初一班上课。班级改选党支部时,我被选为支部委员兼学委会委员。1946年初夏学校搬迁到炳辉县(今天长市)。不久自卫战争全面展开,津浦路西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学校又由淮南撤到了淮北。这时上级传来命令,要从我校选调两名学生去东北学习航空,条件是政治可靠,必须是党员;身体要好,没有疾病;年龄18至22岁,文化程度初中以上。我对照条件自己都够,又憋着一股为祖母报仇的气,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和施荣昌等三人获组织批准去航校学习。9月出发时我们学航空的因为人少,暂编入学坦克的第二队,随军队长途跋涉前往东北。历经千辛万苦,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直到1947年1月才到达航校所在地——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县)。
航校全称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于1946年3月1日在吉林通化建立,习惯上称“东北老航校”、“老航校”。这一时期建立的军校还有工兵学校、装甲学校、炮兵学校等。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1946年4月老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1946年11月又从牡丹江搬迁到东安。我们这批从华东各部队和根据地选拔出的100多人到达航校后,全部编入第二期机械工程队当学员。
老航校的学习是刻苦而有趣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地方的,有军队的,一个共同点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我们班上除了个别人读过高中外,大部分是初中生,还有一部分只有高小水平。因此,入学后首先是补习文化课,包括代数、几何、三角、物理等。当时航校没有专职文化课教员,领导就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谁学过哪门课程就当这门课的老师,采取学员们互教互学和成立包教包学小组的办法。尽管我们都非常刻苦努力学习,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淘汰了一批学习跟不上的学员。他们有的被安排做别的工作,有的返回了原单位,另外有25人中途改学了领航专业。到毕业时我们班共有57人。
航校的专业课教员基本上是1945年9月被我军收编留用的日本军人。他们原属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飞行大队,担负着用隼式战斗机训练日本飞行员的任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我军说服,大队长林弥一郎率领300多人向我军缴械,并愿意以教员身份参加筹建我军航空学校工作。校领导从建校伊始就考虑到日本教员随时有可能回国,而我军培养急需的空军飞行、技术人员工作不能受此影响,加上学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学习航空理论知识难度太大,所以从第一期学员起,无论飞行班还是机械班,都打破了其他国家航校先学习航空理论的常规,而从实物教学开始,以期尽快掌握各专业的操作技能,满足现实军事斗争的需要。校军政委员会为此作出决定,其中规定:机务训练以实物教学、实际修理为主,争取早日掌握修理飞机的技术,以后条件许可再进行补课,从理论上提高。
日本教员带我们首先从一个一个飞机部件学起。如教我们把报废发动机进行拆卸、解剖,搞清楚各个零件名称、装在什么部位、起到什么作用、如何修理、如何装配等。实物教学结束后,进入实习阶段,我被安排在航校的修理厂,实习的是一架日式重战双发飞机。我非常兴奋,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修理技术学到手。在日本教员的耐心指导下,我学会了为发动机磨气门、换涨圈等技术,还学会了修理和装配高压油系统、操纵系统、燃料系统和发动机系统。接着又随飞机转到外场,学习飞机维护、保证飞机安全。经过我们的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飞机修理维护技术。
结束实物教学和实习以后开始学习航空理论。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遇到了“拦路虎”。英文字母没学过,计算公式看不懂,什么机械制图、空气动力学、飞机构造学、机械原理、航空发动机原理、电器、仪表、军械等航空知识,对我们来说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学们把流体动力学中的“伯努利定律”戏称为“白努力定律”,意思是费了很大劲还是没弄懂。教学上,开始日本教员说不好中国话,只好用手势比划,常常急得满脸通红。聘来的翻译水平也不高,又不懂航空专业,经常出现错译,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但我们并不泄气,不懂就问、就查资料,同学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开夜车到深夜是家常便饭。日本教员也开动脑筋,尽可能讲得形象生动易懂。在讲汽化器时,里面的油路看不见、摸不着,教员就用马哈烟从一个孔吹进去,同时堵住其它孔,再让烟从我们想知道的孔冒出来。这样一来光看解剖图弄不明白的问题,一下就明白了,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们对解剖图的理解。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跨过了航空理论这个坎,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机机械员。
老航校的物质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我到航校的1947年是生活最艰难时期。学校搬迁到东安后全靠上级下拨的经费维持。当时东北市面上流通三种货币,伪满银行钞、苏联红军发行的流通券和我们东北解放区发行的东北币。由于共产党尚未得到群众充分信任,加上战局一时不明朗,东北币一度不受欢迎,有限的经费有时很难买到东西。我们平时只能吃苞米馇子、高粱米就咸菜,难得吃上新鲜蔬菜和豆腐,星期天能吃一顿细面包饺子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住的是日本关东军遗弃的残破军营,经简单维修后成为宿舍,十几个人睡上下铺木板床,铁皮房顶还透着光。东安距离中苏边界的兴凯湖不到50公里,冬季气温常达零下三四十度,窗户上结冰一寸多厚,早晨起来鞋子冻在地上拔不动,毛巾冻成了冰棍棍。这里还缺煤少柴,我们一个冬天都靠轮流去野外拾柴禾回来烧火取暖。刚开始烧不好,常常弄得屋里黑烟弥漫,半夜炉子还经常熄灭。每天紧张的学习训练后,大家很疲劳,躺下很快就睡着了,但到下半夜三四点钟时又常常被冻醒了,于是索性起来在房里跺脚、原地跑步取暖。这样虽然很辛苦,但出早操不会迟到了。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航校领导号召大家学习1942年延安大生产经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搭圈养猪,春季挖野菜,夏季拾鸟蛋,秋季上山打猎,冬季破冰抓鱼。为了抵御严寒,我们很快学会了烧炉子,并去山里采来乌拉草把床铺垫得厚厚的,还给自己做了乌拉草窝窝鞋。艰苦生活考验着我们的信仰,锻炼着我们的意志。也有个别人受不住这种苦,校军务参谋吴树声,就是在这个时候把航校的实力统计数据藏在挖空的鞋后跟里,企图叛变投敌,被抓回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