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之俊先生不仅是我国现代漫画和连环画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卓有贡献的美术教育家。但是提起他来,甭说“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就是建国以后出生的人,大概也鲜有所闻了。
三四十年代,京剧界有“南麒(麒童)北马(连良)”,国画界有“南张(大千)北溥(心畬)”,漫画界也流传着“南叶北孙”之说,南叶即指沪上的叶浅予,北孙就是北京的孙之俊,可见孙之俊先生当时的社会影响和在美术界的地位了。
《武训画传》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7年,孙之俊先生创作了《武训先生画传》在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当时是段承泽文,孙之俊画。1943年在重庆办育才学校的陶行知先生看到后,备极称赞,曾说:“影响社会上产生许许多多的‘新武训’,武训是好人,好人越多越好!”并亲自作跋,6次再版。而且还将《画传》的文字部分译成英文,介绍给苏联、加拿大、印度、英国等国际间进步的教育界朋友。尽管如此,他感到手头这个版本,在时间空间和历史观点评价上,都需要加以修正补充,过去有很多应该说的话,都不能畅所欲言,甚至都规避了去。另外也看到其他的几个版本,多位南方人制作,生活环境、用具都不对,所以有一次对李士钊先生说:“你将来一定到北平找到孙之俊先生,请他再画一套精美的《武训画传》!”
1950年李士钊任上海武训学校的校长。说起来,他的老家离武训的故乡只有几十里路。自幼便听到很多老人和乡亲们对武训的赞誉和传说,武训那种锲而不舍的行乞兴学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他。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搜集采访了有关武训生平的大量史料,并编辑出版过《武训的传说》。这本书为著名导演孙瑜改编创作电影《武训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他还牢记着陶行知先生的嘱托,便专程到北京找到孙之俊先生。结果二人的想法,正是一拍即合,都认为新中国诞生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群众观点也变了,应当放手把武训先生的真实精神,深切地刻画出来,使武训未竟的遗志和事业,得到彻底的解放和发扬光大。说干就干,进展很快,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合作完成了《武训先生画传》。1951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孙瑜、赵丹、李士钊、孙之俊分别写了序,郭沫若不但题写书名,而且还手书题词: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
天有不测风云。未料,当年的5月20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迅即在全国范围内便开始了铺天盖地、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接著孙之俊和郭沫若、田汉、赵丹、孙瑜等一切宣传过武训的人皆纷纷做了检查。孙之俊的《检讨我画<武训传>的错误》发表在6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该报还做了“编者按”。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化艺术领域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行动。
以后,孙之俊先生也就迅速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了。他易名孙信,一方面默默地埋头于美术教学,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东城师范学校、北京第二师范学校等校任教,兢兢业业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术教师,有些还成为了著名的画家,同时还应邀在教材编审处画了大量的中小学课本的封面及插图;另一方面,他把绘画题材转向了民间的、苏联的连环画和童话故事,利用寒暑假、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现在收集到的计有四十多种,如《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巴黎公社的故事》、《底格里斯的枪声》、《银碟与红苹果》、《胆小的兔子》、《英雄亚诺士》、《嘉丽亚的新生》等等。其中《大人国游记》、《小人国游记》、《吹牛大王历险记》、《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鼓手的命运》等颇受欢迎,多次再版。
1966年8月底,“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红卫兵大破“四旧”,胡乱揪斗,野蛮打人,孙之俊先生自然在劫难逃,被他所在的北京第二师范学校“红卫兵”、“造反派”没完没了地日夜揪斗。9月4日孙之俊夫妇被赶回到了离开40多年的农村老家。次日深夜(或凌晨)孙之俊先生在老家院内的葡萄架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仅59周岁。
爱国是其漫画的主调
孙之俊先生是河北省藁城县南四公村(现为东四公村)人,1907年出生,去岁12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地举办了《思想·手迹·足迹——孙之俊先生诞辰百周年作品回顾展》,参加开幕式者近千人,场面之热烈,盛况空前。他的爱女孙燕华女士用诗的语言在展前题词:
这是一位被遗忘的画家,
这是一批尘封了几十年的作品。
画家从历史的风尘中走来,
匆匆的,又在“文革”的风暴中离去。
脚步走过的年轮,
深深地,
留下了他的思想,他的手迹,他的足迹……
孙之俊先生自幼酷爱绘画,尤其擅长漫画。中学时代便闻名乡里。1927年毕业于正定的河北省立第七中学后,便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不久便同“艺专”的高材生冯翰、雷奎元(雷圭元)、宗维赓、童漪珊等一起创办了“北京漫画社”,并吸引了校长林风眠的参加。他们的宗旨是:“鉴于漫画之在今日,实于改革社会,描写性情,不可少之民众化的艺术。”从此便开始了大量的漫画创作。同时,还参加了由李苦禅、赵望云等当时具有革新思想的画坛友人成立的“中西画会——吼虹社”,探讨“中西合璧”的绘画道路。
漫画是时代的晴雨表。应该说,孙之俊先生一踏上从事漫画的道路就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1928年的5月3日,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非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当时的《北洋画报》大字标题“济南日军歇斯底里大杀戮”。为雪国耻,孙之俊先生连续画了大量的抗日漫画。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有《五三》,画面上,日本侵略者是一根重重的铁链,把中国人牢牢地捆绑起来,折磨其身躯,囚曲在地,“五三”两个字警示着国人。下面的英文可译为“日本人的暴行”。另外一幅是《无题》,画中被捆绑的山东大汉正遭受日本板斧的砍杀,而“他省”的那些官僚们正纷纷逃避,深刻地讽刺了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各顾自己,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现状。另外,还有《大家还不快醒吗?日本人的炮弹打在你们头上了!》这幅画中沉睡的人们没有感到日本人侵略的危机,仿佛作者在向他们大声疾呼。画面上飞动着的和已经爆炸的炮弹与沉睡的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国立艺专毕业后,孙之俊先生到河北省立第八中学(因其设在易县,故又称“易县八中”)任教。第二年,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愤慨激昂,他为该校救国团创作了《国人速醒》的宣传漫画,发表在《世界画报》上。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一九三三》、《日本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一哭一笑》和《新年漫画》等。尤其是发表于1932年12月31日的《新年漫画》,对于仍然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的官僚政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还有,1933年热河失守,他画了《刚一瞧见个影子》、《今年不抵抗,明年徒悲伤》等漫画,尖锐地讽刺了军长汤玉麟弃军而逃的事实,号召国人奋起抵抗,后退是绝无出路的。
到了1937年,也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的7月3日至5日,战事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孙之俊先生与叶浅予、陆志庠、张振仕、梁津等人发起并组织了在中山公园举办的北平历史上第一次漫画展览会。会上展出130多幅作品。主要内容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暴露当时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治下汉奸走狗卖国求荣的各种丑恶嘴脸。
这次展览在当时的北平引起很大反响,几家报纸同时给予报道。
7月7日观众更是人涌如潮。闭馆时迟迟不肯退场,因此日本浪人又来监视、捣乱。最后,在画展结束的几个小时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展览起到了鼓舞群众、宣传抗日、打击日寇和汉奸的作用。作为这次展览的主要组织人孙之俊先生功不可没。1982年原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张启仁先生在《学习与研究》杂志撰文《忆“七·七”前夕北平的一次漫画展》,其中写道:“45年过去了,抚今思昔,我们要在此文中缅怀和纪念这次画展的主办人,我们的老一辈的漫画家孙之俊同志。”
他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者之一
1950年以后,直至1966年含冤而逝,孙之俊先生一幅漫画也再未画过。但是他的女儿孙燕华女士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查到的他在20年代末至新中国诞生前夕所创作的漫画作品竟有四千幅之多!当年为遮人耳目,他是用了多个笔名,曾用过近之、之隽、CCT、小苏、苏恩、特歌、慕尔轲、慕鲁娄、付基(分别是“反”和“蒋”二字的第一音)、“彻底抗日”四个字的字头等。装了十个大牛皮纸袋,连图书馆负责这件事的人都惊叹地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没听说过您的父亲,但是越查作品越多,以至让我们感到简直是重新发现了一个人!”
20年间能有如此大量的创作,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那个时代是没有职业画家的,画家必须在先谋求一个固定职业的情况下,维持了正常生活,才能保证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如此想来,就更是令人敬佩之至了。
孙之俊先生的漫画创作是密集的,几乎天天有,甚至有时一天发表两篇,所以犹如是一本“漫画日记”。
1942年就有专家在《作家群与漫画生产》一文中评论他:“提起了開拓漫画困苦的前路,孙之俊应该是一个永远放置在人们记忆里的人物,他经历过漫画发展途径上极苦难的日子,从腐旧的时代中尾随着漫画被唾弃后的余息,坚忍着一切诽谤漫画艺术的风暴,而滴着热情的泪滴,在沉渊中挽起这将垂死的生命。如果我们来歌颂它的伟大的劳苦,似乎不能遗忘他血迹斑斑的一支手的。”
孙之俊先生曾经表白过:“导人为善是我创作漫画的目的。”所以他的漫画,除去反映“国事”的时事漫画外,还有大量的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家事”题材。比如发表于民国18年1月13日的《华北画刊》上的《饭碗问题》就是他早期关心国计民生的作品。在那军阀混战的年代,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是社会常见的现象。尤其青年学生,毕业即失业,有多少人在为饭碗问题发愁啊!孙之俊先生以独特的构思,简洁的笔法,深刻的寓意,将这个问题反映得尖锐而明确。另外,1942年他创作了《为了一个煤球》、《升官有术》、《文人》、《大的跑了》、《老师与学生》等大量反映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物价高涨、人民日益贫苦的社会状况。
一般说,漫画是独立成幅的,但是1928年孙之俊先生创作的《快乐家庭》,是目前发现较早的“连续漫画”。应该说,是具有开拓性贡献的。
“连续漫画”是漫画特有的一种形式。它是在四格或六格组成的漫画小故事中发展起来的。四格或六格的漫画已经组成了一个简明的故事情节,犹如一篇文章的起、承、转、合,再把它们连续地发展就会串连出更多丰满的人物和更深刻的内涵。
孙之俊先生自1928年至1948年共创作了长篇连续漫画16组。最早的《快乐家庭》反映的是以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为背景,表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追求和困惑。当时他才21岁,还是艺术学校二年级的大学生。到第二年创作的《冬烘先生》(1929年1月13日—12月22日,共32回128幅)则是主要针对腐儒冬烘先生种种保守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抨击。
这两部长篇连续漫画,从绘画风格上看与丰子恺所命名的“漫画”差异甚大。孙之俊先生的人物造型和动态的夸张是建立在坚实的结构基础上的,表情的夸张是基于对绘画主题的理解而塑造的。画面上设置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对社会的直接感受,画面上线条、弧线、水平线和垂直线的运用无不表现出西画的优势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洋画法传来中国以后,形式感所能达到的效果已经很快地被艺术院校的学生所掌握,并在连续漫画中运用开来。
《贾醉生》是孙之俊先生工作以后创作的连续漫画。从1934年10月4日到1936年6月7日共计370幅,发表在天津的《庸报》上。顾名思义,“贾醉生”是运用了《红楼梦》中“贾雨村言”“真事隐去”的手法,创作了一个“假的醉生梦死”的人物,表现社会中各种世态或人生哲理,以导人为善,启人智慧。画面风格与《冬烘先生》已大不相同,笔法简炼,人物造型从写实的夸张变化为几何形的夸张。人物的动态是经过归纳的夸张;显得既合理,又明确而生动。
在《贾醉生》连载尚未结束时,孙之俊先生又塑造了另外两个人物:“王曰叟”和“费利儿”。《王曰叟》开始发表于1936年4月5日,这两个人物依然以“贾醉生”的手法定名:叟——老头儿,一个姓王的老头;“费利儿”,儿化音,河北方言。费利儿是一个小孩子的形象,寓意是教育孩子不容易,得费力气。
一个老头儿,一个小孩儿,一个年轻的贾醉生,三个人物就构成了社会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群,也反映了社会不同层面的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1936年下半年孙之俊先生又有新的两组漫画发表,即《混混儿》(《世界画报》1936年9月13日—1937年7月11日,共计144幅)和《老糊涂》(《世界画报》1936年10月1日—1937年6月30日)。
至此,贾醉生、王曰叟、费利儿、混混儿、老糊涂等人物纷纷亮相,十分活跃。1937年6月1日,孙之俊先生在给老友王森然先生画的册页上,就画了当时活跃在报纸上的这几个漫画人物形象。
孙之俊先生另外一个影响巨大的连续漫画是与叶浅予先生既分工又合作的《王先生外传》,1938年从1月30日至12月27日在《新京报》副刊连载,后结集出版。
关于这一情况,孙之俊先生曾有一篇文章专作介绍,说“王先生是我们社会里的一位怪人,他扮演的各种角色,形容出咱们社会的丑态,他能代表群众心理,他能捉摸世道人心,他不怕指责,不怕辱骂,唯其他能赤裸裸表演现代生活,才惹得多数人注意。”然后谈到,所谓合作者“王先生是叶浅予先生创作连续漫画的主角,在上海漫画时期已给了大众一个深刻的印象”,所谓分工者,是“民国二十六年他在新北京报露头,由鄙人和叶先生接力作。”因为“王先生”是上海人,其中的“小陈”也是上海人,这是叶浅予先生以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创作的漫画人物,因此孙之俊在“接力”创作《王先生外传》的时候,开始仍沿用了上海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不过因为当时他们有约,由孙之俊先生来创作“北方的王先生”,所以发表在1938年长达一年的“王先生”后来逐渐北方化了。为了表示王先生的形象并非自己原创,孙之俊先生特意署名“孙特哥客串。”由此不难看出他的高风亮节,对此今天某些有剽窃之嫌的人应该感到汗颜!
孙之俊先生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报纸连载毕,“曾有新民印书馆出了一部《王先生外传》,印了一万册,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一万册在当时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可见出版后如何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结尾:“近来老王这家伙总在我脑子里折腾,又要跳上漫画舞台演两句,按他的意思呢是表演一段合乎现时代的新脚本,仍由鄙人来表演。虽然是个老脚色,仍要沿用初上台的老词,好与不好请诸君上眼,这回是王先生‘新传’。”
之后,孙之俊先生不但画了《王先生新传》,而且画了《王先生别传》。由于其反响强烈,影响巨大,同一题材,叶浅予在上海画,孙之俊在北京画,因此也就有了“南叶北孙”的称誉。
孙之俊先生在以漫画、连续漫画作武器反映人生,针砭时弊的同时,还写了关于漫画的理论文字——《漫画浅说》和《漫画应走之途径》。这是较早的系统地介绍现代漫画的文章。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贾醉生》更容易被读者理解,更直接地达到教育的效果,他还写了《贾醉生集序》和《贾醉生集人物志略》,分别刊载于1936年5月3日和3月9日的天津《庸报》上。
他又是中国现代连环画的先驱者之一
应该说,孙之俊先生不但是中国现代漫画和连续漫画的先驱者之一,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连环画的先驱者之一。
孙之俊先生的视线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底层。他一生三次创作一个人物共有两次。一个是真人武训,一个是小说人物骆驼祥子;一个是乞丐,一个是车夫。凡是看过这两本连环画的人都会承认,他是用自己的心在画他们。
《武训画传》在前边已经做了介绍,这里重点说说《骆驼祥子画传》。
2002年9月15日,在北京中国书店第20期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连环画专卖场上,第81号《骆驼祥子》上下集(1951年版本)有五、六个竞拍者,从400元底价开始,最后拍出了4200元的高价。由此不难看出,孙之俊先生的连环画在收藏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
《骆驼祥子画传》于1948年10月7日开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正式连载。由于受到读者的欢迎,于12月上旬,该报社就出版了已发表过的35幅《骆驼祥子画传》第一集。可惜的是,《画传》连载到1949年1月5日第59幅即截止,第二集也未再出版。据说截止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战事紧张有关。
这年的12月,老舍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暂住在北京饭店。孙之俊先生闻讯,于1950年初,携《画传》画稿去拜访,借以征求老舍先生的意见。老舍先生热情接待后,仔细地看过《画稿》,表示很满意,说:“祥子没毛病,虎妞很合理想,刘四爷也不错。”并拿出他带来的许多《骆驼祥子》小说的各种外文译本,摊在床上,让他了解和参考这些译本的封面和插图。一年以后,即1951年的4月,《骆驼祥子画传》由上海华东书店分上下两集正式出版发行。这个版本较《平明日报》连载的版本有了较大的改动。增加和改动的共25幅,几乎占了一半。其中,最重要的改动就是将结尾改成祥子经曹先生介绍去了解放区。
说起孙之俊先生创作《骆驼祥子画传》来,应该说是“十年辛苦不寻常”!
他在1950年版的《画传》“前记”中写道:“远在十年以前就开始试着给祥子作插图。”“十年前”就是指1940年,当时距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小说开始在《宇宙风》杂志连载的1936年,仅仅过去了四年。又写道:“画者是老北京,这部书中的人、事、景物都是北京的,画起来有许多近便,屡屡不断的便画了二百多篇。执笔之前,内心美术品结构的挺象样,落笔之后,便发生了很大距离。为了画的真实一些常到实地去速写。”
在孙之俊先生女儿孙燕华的记忆中,当年家里存有不少父亲画的北京景物的水彩写生:北海的桥,颐和园的船码头,天坛的祈年殿,荒凉的陶然亭窑台,西直门外的高亮桥,公主坟一带的荒冢,秋色中的香山,西山的香界寺,……还有大量的人物写生:胡同里卖驴肉的老者,拉洋车的奎大爷,城门洞卖西瓜的小贩,唱京韵大鼓的女艺人,北海滑冰场上的少女。他把这些老北京的景物、人物、民俗,依托在了祥子的故事之中,借助于祥子、虎妞、刘四爷把他们的情节串起来,给他们以灵魂,让他们真实地出现在画面上。
孙燕华女士还记得幼时爸爸给她说过,画连环画跟当导演似的,你得设计好人物形象、体态、衣着、表情、再配置上相应的环境——犹如布景;再配上相应的用具——犹如道具,这“戏”就开场了。
在《画传》的“前记”中孙之俊先生也写着:“把祥子读了很多遍,造出了人形,都画成裸体的,然后再给他们穿衣服。这样虽然费事,可是总比直接画衣纹妥当一些。姿态神情画不妥当时,常自己比划比划,或是找朋友比划比划。”最后感叹道:“糟蹋了多少纸片,耗去了多少时光与心血,完成了这本骆驼祥子连续画!”
可见他对画连环画态度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配合“地下”向往革命
1980年,文化部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与科教电影制片厂配合,为李苦禅老人拍摄技法片。《苦禅写意》和《苦禅画鹰》这两组的负责人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张启仁先生。暇时,他与苦禅老人的儿子李燕聊天,说:“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位老一辈的漫画家,他在关键时刻帮助我逃脱了日本浪人的追捕,后来我就跑到解放区去了。”李燕随即问道:“您说的是谁?”张院长说:“孙之俊,孙先生!”李燕惊讶地说:“那是我的岳父!”张院长顿时也惊呆了,说:“哎呀,自打解放以后,回到北京,我就一直在找他!”接着,李燕讲述了岳父的悲惨遭遇,张院长也讲述了1937年“七·七”前夕,在中山公园由孙先生组织领导的搞漫画展的往事。
孙之俊先生支持掩护地下党的活动是一贯的。
1948年他完成《骆驼祥子画传》的时候,最重要的改动就是结尾处祥子经曹先生介绍去了解放区。这样处理是与他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分不开的。这也说明了他当时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和对光明前途的向往。
孙之俊先生的小姨子丁冷是地下黨员,1942年组织上把她从太行军分区派到日寇占领的北平做地下工作。一到姐姐家,姐夫孙之俊先生就请她看一幅大型水彩画:画面是在一个农村田野里,一棵结着累累果实的柿子树,枝干上挂着一个大铁钟。大树的左方农民扛着一捆稻谷,太阳射在他的肩上。是一幅很秀丽的田家乐的画卷。开始丁冷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孙之俊先生便指着柿子、钟、扛稻谷的农民和太阳说:“这就是始(柿子)终(钟)抗(扛)日(太阳)!”实际这正是孙之俊先生身在敌区,心向祖国的心迹表白。
以后的日子,孙之俊先生不但给丁冷积极寻找公开职业,调换北平的“良民证”,还为她搞了一个“伪新民会”职员的证件,这些对她开展地下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945年日寇投降后,丁冷第二次进北平。在孙之俊先生的配合下,选择工作对象,亲连亲,友连友,很快就发展了十余名地下工作人员。并通过这些同志获得了国民党军政的一个分军的军事情报和“接收大员”、“先遣军”的罪恶活动材料。又和姐夫共同研究,在他周边的友人中,要求公开任伪职的,到紧要关头要想法控制本单位的机要部分,保护好敌人档案,厂矿设备,以迎接大军进城。
这年的10月份,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丁冷和姐夫孙之俊先生一块到中央城工部汇报工作。刘仁部长还亲自同他谈了话,以资鼓励。在谈话后他很受启发和鼓舞。后来,在一次转移中,丁冷被国民党驻军逮捕,押在良乡,孙之俊去看望她,与看守发生争执,结果以“强保”女共匪名义硬行扣压,而且把他送到北平监狱,以莫须有的“汉奸罪”把他关了一年零四个月。这顶大帽子,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未能摘掉。
试想:一个能够热情、真诚地配合地下党做了大量情报工作,一个以漫画、连环画和文学创作(他还写了小说《冥司听审记》、《玉贞》、游记《紫荆关游记》、《上海游记》、评论《复古论》、讽刺剧《实城记》)为武器,以“导人为善”为目的的人,能够去充当汉奸吗?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
现在的历史已经跨入了21世纪。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一想到“极左年代”,一想到“文化大革命”,就恍如昨日,仿佛做了一场梦。梦醒了,眼睛透亮了,一切人、一切事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众所周知的原因,孙之俊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业绩和艺术成就,皆被埋没,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只好挟起尾巴做人。即便这样,“极左”泛滥的高潮来临,他还不能得以善终。而今天,这位被时代遗忘的画家一经挖掘出来,了解的人说:“早就应该还他的历史地位!”不了解的人说:“美术界竟然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功臣!”
孙之俊先生同时代的朋友漫画家张振仕先生曾对其女儿孙燕华女士说:“你父亲应该是继丰子恺之后,漫画界承前启后的人物!”华君武先生也说:“漫画史上应该有你父亲一笔!”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大画家,谁又知道,他在生前竟然连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都不是!
然而,现在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笔者最近看到由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主编出版的北京地区美术史,里边为孙之俊先生专辟一章做介绍,可见他在美术史上应该占到一个何等重要的地位!
笔者还看到:《武训画传》由上海三联书店再版了;《骆驼祥子画传》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
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还出版了一套“我的人间喜剧”丛书,这是七位当代著名漫画家的专集,第一位就是孙之俊先生的《思想·手迹·足迹》,其他人有华君武、方成、江有生、李滨声、毕克官和缪印堂。可见孙之俊先生,人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事业,他的艺术成就却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