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匠师制作佛像,此举标志着宫中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开始步入了正常化。由于造像风气盛行,对金属资源的需求量剧增,政府时常禁止对金、银、铜、铁,铅等金属矿业的开采。
清康熙宫廷风格造像融入了蒙古造像的力量感,是继永乐、宣德宫廷造像之后的艺术巅峰之作。在用材和工艺上对那些有能力制作同类佛像的寺庙和作坊的影响很大,其艺术风格、题材类型、造型样式和工艺手法在当时已成为标准造像模式。造像均用黄铜铸造,质地精良,硬度较高,胎体较厚。
清代喀尔喀蒙古造像
喀尔喀蒙古与漠南蒙古相对,今称外蒙古。传世造像为17-18世纪喀尔喀蒙古本地制作而成,以工精形美、细节耐看和鎏金、泥金等工艺精妙绝伦而著称于世。其造像风格于17世纪由一世哲布尊丹·洛桑丹贝圣赞所创,采用低锌黄铜铸造。
一世哲布尊丹巴一生热爱佛像艺术,利用自己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艺术灵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喀尔喀蒙古风格造像,曾多次遣使来京进献佛像。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在多伦会盟上授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命其主管喀尔喀蒙古宗教事务,并就地建寺一座,亲题寺名“汇宗寺”。
清乾隆六品佛楼造像
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先后修建了八座佛楼,每座佛楼供奉佛像786尊,囊括全部显宗及密宗四部神像,是清官藏传佛教中唯一系统化的佛像神系。
佛楼分上、下两层,中央开门为明间,明问以外共设六室:一室般若品、二室无上阳体根本品、三室无上阴体根本品、四室瑜伽根本品、五室德行根本品、六室功行根本品。六室中的“六品”是指藏传佛教修行中必须经过的六个次第(阶段),故名“六品佛楼”。佛楼中每室均有供奉大铜佛9尊(高约40厘米),铸款“大清乾隆年敬造”;小铜佛122尊(高13-20厘米),铸款“大清乾隆年敬造”,莲座前、后方刻出佛名、品名。造像胎体厚重,黄铜烧古,见肉泥金;面相饱满,五官清晰,肌肤圆润,千姿百态;单层覆式莲座给人以圆润肥厚之感,莲瓣尖锐,内层不饰云朵,体现了清宫造像艺术特色。
目前,北京故宫梵华楼缺一般若品小铜佛,南京博物院存有一整套在抗日战争前从故宫宝相楼运走的佛像。除此之外,六品佛楼造像存世不足千尊。
清代乾隆宫廷造像
清代乾隆时期,政府对藏传佛教鼎力支持,铜产量在铜矿开禁之后持续增长。宫廷匠师设计了各种佛像。造像规模大,种类多,寓意深,用途广。乾隆皇帝、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土观呼图克图等大喇嘛亲自参与和指导。皇家造像机构拥有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铜质细密,光洁莹润,杂质少,采用失蜡法(熔模铸造)。
已知的造像款识有“大清乾隆年敬造”“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土观呼图克图诚心金银造”“大清乾隆辛已年敬造”“大清乾隆庚子年敬造”“大清乾隆庚戌年敬造”。这些造像是为皇宫内外的佛堂和寺庙的供奉需求而制的。供奉地点存在随时被改变的可能。款识仅说明佛像的制作时代和用途,无刻款佛像不具有明确的用途和来历。
清代内地造像(京畿地区)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的重要时期,佛教信仰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北京作为政权中心。从尼泊尔、西藏、蒙古、青海及北京周边地区引进优秀的工匠,并将他们的铸造和雕刻技术融入到北京传统造像艺术之中。
清代,造像风气旺盛,多地制作佛像,包括北京、河北承德、山西五台山、藏中、藏东、四川、青海、甘肃、漠北蒙古(外蒙古)、乌兰巴托、漠南蒙古(内蒙古),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多伦诺尔(多伦造办处)等。艺术发展趋势多样化。不同地区的工匠会效力于同一造像机构,展示他们各自擅长的技艺。北京及周边地区主要受宫廷造像艺术的影响,与宫廷造像近乎相同,直接效仿宫廷的造像样式。采用黄铜铸造,工艺精湛,异彩纷呈。题材包括佛祖像、菩萨像、佛母像,天王像、护法像、上师像,密修本尊像等。
提问环节
提问:是否有一种“雪堆白”造像?
邢继柱:“雪堆白”是西藏地区手工艺水平最高的管办机构。由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堆白”意指“能兴建一切享受物品者”。位于布达拉宫下的“雪”区(即拉萨布达拉宫脚下的一片地方,在其城墙外西侧的广场边上,有一座端端正正、四四方方的两层院落)。
雪堆白在造像工艺方面力求精致和典雅,布局严谨,刀工细腻,线条流畅。在保持整体的传统艺术风格上也有着艺术上的创新,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雪堆白艺术风格,代表了西藏近、现代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准。雪堆白艺术风格不仅影响到清代宫廷,也对西藏和蒙古的造像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雪堆白作品保存在西藏的一些重要寺院和北京故宫中,仅有极少数作品流失在民间。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