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读者的邮政,建立了邮购发行系统。如前所述,1935年6月止,中华邮政的网点数达34,155处,远远超出了书店数量。由于邮局经营国内汇兑和包裹业务,读者通过报纸图书广告、出版社营业书目及图书样本获得图书信息后,便可通过邮局汇款购书,出版社再将图书邮寄给读者。因此,出版社、邮局、读者三方行为构成了产品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图书交易闭环系统,使得图书交易安全高效完成。邮购成为晚清民国出版机构与书店发行并列的重要图书发行模式。
邮购能够直达读者,简便易行,因此效果显著,甚至渗透到乡镇市场。如汤炳正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石岛镇张家村,位置偏僻,他记述少年时邮购书籍经历说:
有一次,我的塾师竟得到一部《百子全书》,……是一条由上海开往津沽的轮船,满载书籍等物,遇风暴,触礁沉没于近海。此书包扎严实,被海浪冲到岸上,虽已浸透而未受损。此事对我这个见闻闭塞的乡下学童,竟是一个巨大的启发。这部《百子全书》是上海扫叶山房出版,我从此就成了这家出版社的邮购主顾;后来,我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正书局等,都取得了联系。前后购买的大书,有《十三经注疏》《金石萃编》《二十四史》《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古文辞类纂》《三希堂法帖》等。⑲
铁路和邮政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交通联络的速度和效率,仅1901至1910年间,信件、报纸和杂志的流通就增长了25倍。⑳民国时期“报纸、杂志、书籍等占有上海之流通总量的六成。……从上海邮寄的新闻出版物的数量,实际上占全国办理问题的13%以上。从当时邮政制度的具体状况中可以知道,出版物是邮政业务的主要内容,出版机构云集的上海的邮寄量占绝对多数”21。邮政系统还被读者用于在知识群体中传递书籍,形成二次阅读甚至多次阅读。书籍因邮政系统投递而编织的多重阅读网络,不仅具有思想传播的意义,也扩大了书籍和杂志的潜在市场。
三、出版机构发行组织的现代转型
交通的发展同步改变了出版机构的图书发行模式和发行组织,发行规模的扩大要求相应的部门专业化,清末民初的出版机构普遍设立了发行所和邮购部,其规模和功能均非传统的书坊发行所能比拟。
1.发行所的设立
清末官书局多设有售书处或官书坊,负责图书的销售和发行,各地书坊和书铺也有愿意代售代卖者。民营书坊则以门市销售为主,外地只有零星的分店。清末民初,随着全国图书市场的开拓,出版机构尤其是民营出版社内部组织开始专业化,逐步形成了由编辑部、印刷所、发行所构成的现代模式,其中发行所为专业图书发行部门,规模庞大,功能全面。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02年设立印刷所和发行所,1903年设立编译所,1915年另设总务处,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决策中心。商务“一处三所”的组织形式,亦为其他出版机构模仿,是民国出版机构的主流模式。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职能为“本馆之总机关,凡营业各事,发行所总其成,各省分馆亦归其支配”。1913年的办公楼为“新造洋式四层楼,占地一亩三分,下层为发行图书、杂志、仪器、文具之所;二层楼为总、副经理室,账务室,广告部,分庄事务处,仪器文具事务处,营业部,发售印机代印图书;三层楼为图书、仪器栈房,发行杂志事务处,标本、博物制作室及膳堂;四层楼为图书、仪器陈列所,图书、仪器栈房,学生课室及宿舍。四层楼之上,有屋顶平台,为暸望休息之所”。由于发行业务繁忙,发行所人员众多,“上海二百三十人、北京十二人、天津十一人、奉天十四人、广州十二人、汉口十二人、长沙十四人、开封十人、福州九人、潮州四人、南昌十四人、龙江五人、济南十四人、重庆六人、太原八人、杭州十二人、成都十人、西安七人、芜湖六人、安庆七人、桂林五人、保定七人、吉林六人”,总计435人。22
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不久即设编辑所、营业所和发行所,同时在各省开始设分局或经理处,与商务印书馆类似。世界书局1921年正式成立后,内部机构设置也仿照商务印书馆,分为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四个系统,其发行运用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不同的营销策略,逐步建立了全国发行网。总体而言,发行所成为晚清民国出版社的核心部门之一。
2.邮购部的设立
清末邮政网点的扩张和邮递购书业务的增长,塑型了出版业的图书发行体制,众多出版社设立邮购部,专门负责邮递购书业务。商务印书馆发行所1906年即有函购业务,发行所1929年有“通讯现购处”,中华书局上海总店为便利内地顾客,则于1917年添设“通讯贩卖部”,“不独本局售品可以函购,凡上海直奉江浙闽粤川汉,以及欧美日本各处货物,除危险品及有伤风化品外,亦可代買”23。1928年至1937年民国出版业黄金十年期间,各家出版社普遍设立了邮购部门,如开明书店函购科、光华书局函购部、百新书店函购部、联合书店邮售部、经纬书局邮售部等。
出版社成立邮购部门的效果是显明的,1932年至1934年上海邮政信函和印刷物及书籍业务发展极快,见表1。24
四、新式交通与全国书店网络的现代转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专门的书店,清代北京琉璃厂、苏州观前街等闻名全国。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新式教育、交通与出版业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书店网络。与古代书店相比,晚清民国时期书店的现代转型有三个特征:一是各省市尤其是省城书店的数量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二是县级书店数量的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县乡广泛开办了中小学校;三是书店类型有了分化,部分书店销售图书以新学图书为主。其中前两个特征与交通关系密切。
晚清民国时期除了偏远的新疆等地区,全国书店的数量从清末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以明清以来的文化中心北京为例,清代知见的部分书店为200家,25民国时期的书店,总计有731家。26与北京相邻的天津,“从清末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据档案记载的书店有100多家,其中相当部分集中在城厢及大胡同、东北角一带,推销近代铅印图书”,而“从1926年至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津开业的书店306家,从业人员累计1,800余人。总体来说,抗战前,‘营业区域广阔,业务情况较好’,开业书店168家”27。素来文化发达的山东省,“清代专营图书发行机构为数不多,有据可查的仅25家,发售的图书主要是古籍以及年画、碑帖等,一般还兼售文具”28。随着胶济铁路1904年开通,1907年商务印书馆即在济南设立分馆,“民国时期专营图书发行机构,已查有726家。其中军阀、国民党统治区464家,主要分布在县级和县级以上城市,以济南、青岛、潍坊、淄博、临沂、德州等地较多。发展较快时期是1928年至1937年。这10年创办的专营图书发行机构达207家,占总数的44%”29。
中国古代县乡一级的书店寥寥可数。清末民初,由于西学潮涌,学校广设,社会变革剧烈,思想文化的传播深入社会基层,县级书店因此也日渐增多。如西南的四川,“1920年初,全省有书店二百三十来家,不仅盆中地区很多县有书店,盆周山区一些边远小县也有过书店,改变了以往书店多在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的格局”30。四川南部的富顺县,“民国五年(1916)以后,县城先后出现9家专营图书文具的书店,20余家兼营刻版书的笔墨纸张店。各大集镇亦有专营或兼营文具的书店”31。部分县级书店的业务主要也是推销商务印书馆等各大书局的教科书,如1928年开设的富顺县华东书局,“县外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建立业务往来,县内直接对中、小学校批销,预收课本订金30%。由于服务热情,能及时组织供应的,全县50%的中、小学所用课本都是华东书局负责供应,并独揽城区7所中、小学课本”32。全国县级书店能够经销上海印制的图书,并数量日益增多,也受益于清末民国交通的发达。
全国书店零售业的现代转型第三个特征关联的是图书内容,由于涉及现代转型的整体特征,在此亦简要论述。如民国时期长沙市的书店经营范围:“大致可分为八个类型:(一)以经营木版书、石印书和标点书为主要业务;(二)以经营教科书和各种参考书籍为主要业务;(三)以经销文艺书籍和人文科学书籍为主要业务;(四)以经销文具为主兼售书籍;(五)以经销书籍为主兼售文具;(六)以经销军事书为主要业务;(七)以经销各种杂志为主要业务;(八)以经销儿童读物为主要业务。第一类书店,被人们称为旧书店;第二类书店,被人们称为新书店;第三类书店,被人们称为进步书店。长沙市图书业所辖的书店,计有一百一十八家,分属上述八个类型。不过有因时局的变化和业务的发展,由甲类型转变为乙类型,或由乙类型转变为丙类型,所以也难确定它属于哪个类型”。3320世纪初,成都有“洋版书房”十来家,主营“洋装书”,规模较木刻书坊(铺)大,陈列品种较多,书籍主要来自上海等处。如“点石斋”“二酉山房”“商务印书分馆”“正谊公司”等。有的“洋装书店”兼营文化用品。34这一转型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
总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印刷术引进、教育发达、交通改善等因素,使得与传统出版业比较,新式出版业在印刷技术、组织结构、图书内容、发行模式、营销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剧变。新式交通的发展及全国图书市场的出现,与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了新式出版业的发行模式和发行组织的特征,并使全国的书店网络延伸至县级市场。1930年代出版业完成了图书流通环节的产业转型,即邹振环所总结的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第二次“典范转移”。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促进教育普及、知识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大大强化,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动因和中心之一。
注释:
①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8.
②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张志强,等,译,郭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25-226.
③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245.
④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M].刘永华,饶佳荣,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5.
⑤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104.
⑥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24.
⑦金家凤,编著.中国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向[M].//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編37册影印本.南京:正中书局,1937:208.
⑧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1876—1949)[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590-591.
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98.
⑩张樑任,著.中国邮政[M]//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0册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中卷4.
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90.
⑫梁长洲,整理.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选)[M]//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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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大成书局推广营业广告[M]//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十五册.1924:588.
⑭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M].张仲礼,校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73.
⑮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M].北京:中华书局,2002:440.
⑯宋原放,主编.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选)[M].梁长洲,整理.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6.
⑰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253-255.
⑱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6-7.
⑲汤炳正.剑南忆旧一汤炳正自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21.
⑳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
21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M].董炳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35.
22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6.
23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M].北京:中华书局,2002:30-31.
24《上海市年鉴》1937年(下)//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85.
25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54.
26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81.
27天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通志·出版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53.
28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69.
29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71.
3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61.
31富顺县新华书店,编.富顺县图书发行志[Z].1993:2.
32富顺县新华书店,编.富顺县图书发行志[Z].1993:9-10.
33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M]//黃林.近代湖南出版史料.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607.
34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