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喜爱登山,他把科研的过程比作登山的路途,科研的成就比作山顶的凉亭。张亚平喜欢高山上凉亭中“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乐于享受登山途中的大汗淋漓。
2003年11月,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37岁的张亚平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之一。
2002年6月,跟往常一样,张亚平依然在“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中忙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贝基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授予他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这项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这一新兴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第一次授予一位亚洲学者。
2004年,张亚平获“生物科学创新奖”。
在一系列荣誉面前,张亚平还是和从前一样,将荣誉归于实验室全体同人的努力,归于自己的运气好,“想做的许多工作都做出来了”。“我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当选院士……”
做学问容不得半点倦怠
1986年,张亚平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因为他曾在一本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读到了施立明院士的一篇学术论文,对施先生独到的观点,缜密的推理,精辟的论述极为敬佩,所以决定报考施立明的研究生。
张亚平回到了素有“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美誉的家乡——云南,选择了昆明市郊的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师从遗传学家、已故院士施立明先生从事动物遺传学研究。
当时,施立明领导的实验室已是国内动物染色体进化研究成果突出的实验室。
“在我去的时候,施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他想在实验室开辟新的实验领域,因为我是学生物化学的,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他希望我来这个实验室开辟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就这样,张亚平肩负着导师的信任与器重,从零做起。由于条件有限,经费又少,起步十分艰难,甚至没有做DNA实验的最基本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只好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代替。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每取一次样品,需要通过逐级清洗的办法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国产的紫外线透射仪,首先需要解决拍照中灯管比DNA条带更强的问题。
“我们先把猕猴的线粒体提取出来,把里边的DNA纯化出来。然后用限制性酶进行分析,比较它的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计算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当时在国内系统做这方面工作的人还不多,我们有了新的起点。”用简陋的设备,张亚平完成了“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
“当时条件有限,订分子生物学试剂所需要的时间常常以月为单位计算,整个条件都不配套,做实验的速度较慢,实现一个目标更不容易,需要动脑筋想办法。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发展很有帮助,很有价值!”
张亚平说:“施先生是严师,至今我都难忘先生的教诲,他告诫我说:搞这个行当是比较辛苦的,你如果做不到全身心投入,最好趁早换个行业。”
施先生一丝不苟,要求每个试验步骤都必须精确,每篇论文的定义、推论甚至遣词造句都要反复推敲。“在施先生指导下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时,按先生的要求反复修改,一遍不行再来一遍,曾7易其稿。当时还没有使用计算机,每改一处就得重新誊抄一遍,真是太麻烦了。而当我认为论文已经比较完美,不必再为微小之处改动时,施先生严厉地告诉我,做学问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倦怠,而且对别人的建议必须认真,否则今后别人再也不会给你提建议了。”张亚平说。
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张亚平埋头工作,刻苦钻研,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年即在《自然》上发表文章,深受导师和同行的赞赏。
接棒掌舵实验室
1992年,张亚平到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突然传来导师施立明院士因病逝世的噩耗,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工作急需有人继承。张亚平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又汲取了西方生物科学研究的思想,自然成为实验室新舵手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张亚平继承导师遗志,毅然携家人回到昆明,出任实验室主任。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张亚平想去北京拜访中国科学院领导争取获得支持。在科学院一些领导和同志的帮助下,他幸运地“得到”了周光召院长的“10分钟”的接见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面谈差不多决定了张亚平以后的科研道路。“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他们是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去见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些有关的材料。”张亚平笑着描述,“没想到,尽管周院长是物理学专家,但问起生物学的问题却很专业,我们立即拉近了距离,我也很快就放松下来。”惺惺惜惺惺,原定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在当时科学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张亚平15万美元。“15万美元,在我当时看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士为知己者死,我必须把工作做好!”
“人是要懂得知遇之恩的!对导师施立明院士如此,对周光召院长如此,对诸多帮助自己的前辈老师都是如此!我们的前辈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科研基础和科研传统,我们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而‘文革’造成了人才断档,需要年轻人快速成长接上前辈们的班,因此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尽管条件不一定很好,但机会却特别多。”
1995年,张亚平又回到昆明,蓄势待发,开始了他的新一轮起跑。他以真诚和热情团结带领同事们投入工作,很快使实验室走出低谷,在国家检查的排名中名次显著提升。
张亚平带领的科研小组相继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深入研究灵长类、食肉类、兔形类和啮齿类的进化,在国际上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熊超科分子系统树;探讨了东亚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源流和人群的迁移与分化,证实全世界的狗具有相同的遗传基础,起源于东亚,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它们今天的认知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物种;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发现遗传多样性的缺乏与物种濒危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这些工作有助于认识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与物种濒危的关系,为制订有效可行的保护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不同民族人群基因多样性、中国主要家养动物起源的研究,为揭示人类的扩散与迁移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
张亚平还在攀登当中,攀登的辛劳和沿途的美景,他同样感受着。
张亚平档案: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1965年生于云南昭通。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91年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92~1995年初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做博士后研究,1995年回国任研究员。
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遗传学会动物遗传专业委员会主任; Cell Research、《自然科学进展》、《遗传学报》、《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生物多样性》、《动物学研究》等刊物编委。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