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思维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涌现出来,随着系统科学从信息论、控制论到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自组织理论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即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考察国内外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复杂性科学这一最新的系统科学思维范式应用到开放性、复杂性的翻译研究中,如火如荼的翻译理论论争大部分没有摆脱传统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束缚。
关键词:复杂性科学;翻译研究;非线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3-0221-03
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
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思维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涌现出来,随着系统科学从信息论、控制论到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自组织理论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即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研究是对传统科学研究简单性思维的超越,摆脱了统治现代自然科学及思想史三百年的科学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对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主义简单性思维的反思与批判由来已久。从早期希腊哲学家到近代笛卡尔哲学都曾经玄学的提出过宇宙从混沌到有序的复杂涡旋式演化模式。斯宾塞关于生命结构进化的复杂增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的复杂演化问题,彭加勒对天体三体问题混沌现象的非线性研究等,都是思想史中对自然世界及时空问题的复杂性或非线性研究的典型。但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一般系统理论、信息论、控制论及60年代后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系统自组织非线性理论的兴起,复杂性问题才受到思维发展的格外关注。复杂性科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新墨西哥的桑塔费研究所(SFI)的沃尔德罗普1993年出版的《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尼古拉斯.雷舍尔的《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2007)、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2001)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促成了西方人文科学界复杂性思维研究的浪潮。随着复杂性科学及其思维范式的发展,吴彤等国内学者在《哲学动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相继发表文章,介绍该思维范式的发展情况,为我国哲学及人文科学界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及思维指向。欧阳康(2003)、赵刚健(2005)在《哲学动态》、《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文章,呼吁用复杂性思维来开创我国人文科学及文学理论的新局面。[1]
跨学科理论研究是当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趋于相互渗透与依赖的必然发展趋势,对于大自然由“变化莫测”到“秩序井然”的科学研究与观测中,人类无时不在反思自身发展,这种反思与展望就表现为一种思维范式,并支配人类对待人文科学的态度,最终成为系统的方法论基础。但考察国内外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复杂性科学这一最新的系统科学思维范式应用到开放性、复杂性的翻译研究中。尽管复杂性科学及其思维范式的研究在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视为学科发展的开拓性研究,但翻译理论界却对此思维范式的研究谈论甚少,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著作跟文章面世。而作为跨学科综合性的翻译研究涉及到如原文作者、译者、原文与译文的接受者等主体因素,源语符号系统、译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译文接受者所植根的语言文化符号系统等系统符号学因素,是一门集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心理学及思维学等于一体的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复杂的”问题,[2]更应采纳复杂性科学思维范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探索。但国内外如火如荼的翻译理论论争大部分没有摆脱传统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束缚,因此出现了“翻译理论的危机”。
二、翻译研究中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探索
作为复杂性科学力图超越的简单性思维范式主要表现为经典科学的机械还原论与活力论,对其的哲学思考及深入研究深刻影响着翻译理论的演变。考察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语文学(文艺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以及解构主义范式这三种范式发展过程,总体来说都受到简单性思维的制约:语文学范式受到古典活力论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受到机械还原论的影响;解构主义范式受到现代新活力论的影响。
古典活力论渊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形式构成事物的本质,在事物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而生物的形式是灵魂,它赋予有机体以行为完善性和合目的性,灵魂的性质决定有机体的机能和结构。这种注重精神力量及直觉本能的古典活力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乞求于非科学的神秘因素。在翻译研究中表现为一种语文学式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范式不是凭借任何系统的理性知识为指导,强调译者及翻译批评者的主观直觉判断,重视译者的悟性与灵感。以此范式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也多为译者的只言片语的体会和感悟。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直觉主义,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为主。所以就翻译理论研究本身而言,语文学范式难以形成能够系统解释复杂翻译现象的综合系统性理论,翻译学“巴别塔”建立的设想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幻想。
随着以牛顿经典力学代表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到来,还原论这种构成了科学和哲学思维中的机械论范式盛行。其最基本的思维方法论是“归纳”,既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就是通过构造最简单最经济的结构,使可资利用的数据合理地居于其中,并且提供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机械还原论的盛行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推翻并取代以往那种“以人为本、注重主观思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主义”,及其习以为常的历史阐释方式。[3](P253)受机械还原论的思维范式的影响,译学理论步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以奈达、威尔斯等代表的翻译科学派注重对语言系统的封闭式研究,排除了对人的主观性创造性因素,认为在千变万化的语言差异之下有深层语言同一系统,对其做理性的分析,找到内部规律,就能穷尽千变万化的言语差异。这样翻译研究就表现为纯理性、技术性的语言研究,人的因素被排除在外,意义是确定的,先于人存在的。然而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将一文本简化为“单一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本意义的丧失,将其从一种深层结构转换到另一种深层结构在翻译实践中也是很难做到的。这种翻译研究过分地“强调了语言规律的作用,实用技术工具理性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的主体因素被压抑了,人听命于语言。人们甚至认为只要掌握了语言规律就可以得到语言所表达的确切意义,结果翻译活动几乎等同于机械操作”。[4](P272)
20世纪初,德国胚胎学家和哲学家H.A.E.杜里舒提出新活力论,他把活力论定义为生命过程的自主理论,并企图依据胚胎学的成果予以证明。研究结果无法用机械的还原因果关系作出解释,因此他反对胚胎发育的机械还原论观点,认为卵作为一个和谐的、等潜能的系统,隐藏着一种能调节生物发育的精神实体,即“活力”或“隐德莱希”,以保持胚胎的完整性并使机体具有自己修复和再生的能力,并将这一科学发现推广到其哲学思考中。尽管新活力论仍然未脱离古典活力论视精神实体为决定要素的自然科学线性、封闭性简单思维范式,但它对机械还原论为主要思维特征的科学理性主义发起了挑战,其怀疑主义精神预示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到来。翻译研究也受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焕发出活力。例如,以功能理论为依据的目的论派根据赞助人、译文读者的情况等着重研究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等;文化建构派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讨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话语等,并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操控学派重点揭示文本作者与译者潜意识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并提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诠释学派主张意义的对话生成性,等等。受此影响的解构主义范式使原来静止封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被质疑,原来被简化的结构所排斥在外的诸要素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从而形成多元的、多向度的翻译研究局面。但其实际上是摆脱了语言本体论的翻译学外部研究,实质是一种观念思辨性译学研究范式,将翻译研究囿于观念性文本之中,而脱离了以语言文中心的现实性文本。可以说解构主义的语言本体论不断使语言神秘化,不仅没有带领我们走出虚化文本,反而把真实生活这一现实文本也置于语言中的本体而语言化、虚化及观念化,看似具有开放性实质是对虚化文本内即精神世界的开放。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张扬,从而使意义任意生成,使得翻译活动混乱而无序,翻译活动只能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泥潭或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陷阱。[2]
三、复杂性科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科互涉”的新兴科学研究形态。科学理论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这种新的思维范式是以非线性思维为其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
非线性思维是一种“化直为曲”的复杂系统探究方式,以多样循环性为其主要特征,是对“化曲为直”的线性还原论简单思维的超越。在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中,两个量之间是一种比例关系,即存在一个比例常数,而这一常数的存在表明这种线性相互作用在时空上是均匀、对称的,在性质上是等价的即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质,可加性与可分性是这种等价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相加或相减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也不会丧失某些原来的性质。受此线性思维的影响,中西翻译理论界曾经出现了“等值翻译论”的主张,认为不同语言在等价关系上可分与可加不会改变原文的性质,更不会受到时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语言可在逻辑规律的作用下达到互换性与互译性。巴尔胡达罗夫认为,“主张可以在音位、词素等6个层次上建立等值翻译,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的层次上选择翻译单位,以期达到等值。[5]这种对于翻译等值的线性追求已经受到译界的质疑与否定,有的学者认为“等值”一词不适合翻译研究。[6]
翻译活动是一复杂的系统实践活动,复杂性科学要求我们对于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如果要想全面的认识其本质,我们需要尽量从认识的各种不同的层次、角度、途径将问题提出,而不能满足于一因一果的简单解释。由于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对于非线性事物的认识我们需要做到两点。第一,一定程度的简化。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及认识的迫切性,采用某种简化的方式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协同论把复杂性与简单性加以综合而提出新型的简化方法对我们进行翻译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尽管归纳、还原的简单线性思维支配的科学主义错在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迷失了人的意义,造成了人学的空场。但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不应因噎废食。[7]翻译活动存在着非线性的普遍规律,对其做系统的理性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尽管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个性、差异性、复杂性,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可行性。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思想的物质载体和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社会性。在翻译中,思维的普遍性与语言的规律性就表现为翻译的共性,它使翻译活动具有规律可循、有理性可依。彻底否定翻译共性的线性简单研究途径,就会导致翻译活动对个性差异的过分强调而失去其合理存在的理论基础,而“化曲为直”地简单得出“翻译即差异”,陷入不可译论的怪圈。但对于翻译规律的非线性简化研究绝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那样只强调静态的语言规律,没有注意到它实际交际(翻译中)人们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即言语;而是探求开放的、动态的、使用中的言语规律。这种非线性的简化方式倡导的是翻译研究的理性回归,即弄清楚翻译研究的主干框架——言语规律:包括人们语言资质与交往资质在内的理论框架。只有确立了主干理论框架之后,才能更好地调节多元理论的关系,并形成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总体理论模式。第二,有限的预测性。复杂性科学揭示,混沌或潜在混沌是非线性系统的本性,一个系统中最小的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叉点上引起突变,使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也可能发生惊人的复杂性,从而使整个系统的前景变得完全不可预测。因此,在非线性世界中,精确预测在实际中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这种精确预测是科学技术工具理性所竭力主张的,据此,有学者认为翻译理论所要做的就是要精确找出解决翻译难点与指导翻译实践操作的规律,翻译学要建立就必须找出亘古不变的精确规律,否则翻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只能是“难圆的梦”。[8]这种对翻译研究的精确预测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苛求,更是对翻译理论的贬低,因为翻译理论的价值之一在于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基础,去探讨更多的其他人文科学的智慧。翻译学的建立并不仅仅致力于对以往翻译现象实际情况进行回溯性的实然研究,从而寻求唯一的精确的规律。翻译研究应该持有一种有限预测的应然性态度,采取前瞻性的眼光,致力于对未来翻译活动的指导。这是一种信仰,指翻译实践主体相信应该如何行事的看法,它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陈述,是基于实然性翻译实践描述性基础上的有限性预测,而不是对复杂的翻译现象进行长期预测的虚侫。
[参考文献]
[1]欧阳康. 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J]. 哲学研究, 2003,(7).
[2]杜玉生. 复杂性思维与翻译理论创新[J]. 湖北大学学报,2010,(3).
[3]赵一凡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5]韩子满. 翻译等值论探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
[6]吴义城. 对翻译等值论问题的思考[J]. 中国翻译,1994,(1).
[7]侯向群,吕俊. 让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J]. 中国翻译, 2008,(3).
[8]张经浩. 再谈“翻译学”之梦[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2).
[责任编辑:小 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