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宁市摩崖石刻整体保存较为完好,但由于长期隐匿于郊野荒岭之中,加之其他各种原因,这些珍贵的摩崖石刻长期以来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对南宁市摩崖石刻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统计数据拟对南宁市摩崖石刻的空间分布特征、年代特点等进行初步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南宁 摩崖石刻 时空分布 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7)02-0050-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7.02.011
一、前 言
石刻集文学、书法、石雕艺术于一体,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南宁现存的石刻多为利用天然石壁刻文而成的摩崖类石刻,其内容涉及军事、宗教、题咏、记事、颂扬、标志地点、村规民约等,这些石刻为研究南宁地方史、政治、地理、军事、宗教、艺术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基础。早期的文物普查工作仅对文保单位或文物点内的石刻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登记和录入,而对石刻的分布情况、刻制年代、作者及雕刻背景等均未进行深入调查,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十分滞后。
为全面掌握南宁市石刻的基本情况,同时根据南宁市委市政府提升邕城历史文化及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要求,自2012年起,南宁孔庙博物馆组织专业人员对南宁市的石刻类文物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及拓印工作。石刻调查以县域、城区为基本调查单位,调查的目标石刻分为摩崖石刻、历史碑刻两个类别(未含墓志铭)。通过调查,发现南宁各类石刻141处,共计485幅,基本掌握了摩崖石刻、历史碑刻的现存状况与分布情况。
关于摩崖石刻的定义,前人早已有论及。冯云鹏的《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1 ]。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则解释:为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2 ]。
摩崖石刻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图画石刻、石刻造像等;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摩崖石刻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而且许多摩崖石刻为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题,书法精美,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同时,这些不同年代、不同体例文字的摩崖石刻,或富于自然之意趣,或体量宏大、气势非凡,亦或出自名家之笔,为秀美的风光平添了几分深厚的历史人文内涵。
二、摩崖石刻的时空分布
(一)空间分布格局
摩崖石刻在南宁市五县七城区分布较为广泛,本研究调查的摩崖石刻共计58处,合计249幅(组)石刻。现存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已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点单独存在的摩崖石刻,二是保存于文保单位或文物点内以其附属形式存在的摩崖石刻。
南宁五县七城区摩崖石刻总计58处,其中武鸣区、上林县、马山县三个区县的摩崖石刻合计达40处,占南宁市所有摩崖石刻总数的68%(表1)。根据摩崖石刻所属文物级别进行统计,南宁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0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6处,文物点31处。仅有的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上林县智城城址,在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马山县摩崖石刻数量位居第一,共有8处,其次为武鸣区和上林县。在石刻为文物点数量中,上林县最多,共有9处,其次为武鸣区和马山县。
调查结果显示,摩崖石刻中除55处单独以文保单位的形式存在外,另有3处摩崖石刻附属于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表2)。
1.“智城碑”、“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均附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智城城址。智城城址位于上林县白圩镇爱长村智城垌和澄泰乡洋渡村石牛山,为唐代羁縻县渠首的遗址,共包括两个组群,第一组包括城址、“智城碑”石刻、智城大庙遗址,第二组包括“六合坚固大宅颂”石刻、圣书大庙遗址。2006年智城城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智城碑”、“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幅摩崖石刻内涵丰富,在民族、历史、宗教、文化、文学、文字训诂、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有“岭南第一、第二唐碑”之称(图1和图2)。
2.“气吞山河”、“汝川之源”等9幅石刻,附属于周氏宗祠。周氏宗祠位于隆安县南圩镇百朝街西10米的百朝山腰上的百朝岩中。民国五年(1916年),百朝街周氏家族在岩洞口正中建一座三拱牌楼,将此岩辟为“周氏宗祠”。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后,隆安县长黄守先和南宁行政督查区民团指挥官梁翰崇曾在岩洞内题书,镌有“气吞山河”、“汝川之源”、“进士”、“特色”等石刻,1985年周氏宗祠被公布为隆安县文物保护单位。
3.“董泉汲露”等5幅题诗石刻附属于董泉。董泉位于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南麓,明嘉靖年间刑部主事董传策被贬谪南宁,游青山时发现青山南侧半山中有一溪泉,定名为“混混”,在溪泉上方建筑一凉亭,称“混混亭”。明代嘉靖四十年(1561年)左江备巡道兵佥事徐浦、郡守方瑜得知董传策深爱此泉,更名为“董泉”,将亭改称“董泉亭”,后人在附近崖壁题刻以示纪念。该亭泉池毁于清代,1986年南宁市人民政府重建,建筑由亭、泉、池、碑所组成,1983年被列为南宁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时间分布格局
在调查的249幅(组)石刻中,年代最早为唐代的“智城碑”和“六合坚固大宅颂”。“智城碑”刻于唐大周萬岁通天二年(697年),该碑碑文从右到左竖刻,凡24行真书,字径1.5厘米,首行42字,末行32字,其余每行47字,行文1108字。该碑是廖州大首领、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剌史韦敬辨所撰文一首并序,内容主要为盛赞智城山及其一带风光旖旎,颂扬韦敬辨的文治武功。“六合坚固大宅颂”为唐代岭南大首领、鹣州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子韦敬办撰文,唐永淳元年(682年)所刻,全文包括序和四言颂诗二首,五言诗一首,共17行、381字、楷书。首题“澄州无虞县(今上林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宅颂一首,诗一篇,并序”,碑文叙述了韦氏家族修建大宅园的缘由,并称颂大宅的坚固,同时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该碑是现存记录壮族社会状况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表3)。
唐代以后,宋元时期的摩崖石刻暂未发现。明代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为马山县,共计15幅,其次为上林县及武鸣区。清代石刻中武鸣区以25幅位列第一,其次为马山县的24幅、上林县的20幅。民国时期石刻数量最多当属邕宁区,共15幅,其次为武鸣区的14幅、隆安县的8幅。
三、摩崖石刻的分布特征分析
(一)空间分布特征
1.周边多,中心少。在南宁市五县七区中,摩崖石刻除去县区及青秀、良庆、邕宁、武鸣4个城区有分布外,在兴宁、西乡塘、江南3个城区中分布均为零,而在县区中,摩崖石刻共计43处,远远高于城区的15处(其中新撤县改区的武鸣区就占11处)。由此可见,南宁摩崖石刻的分布呈现出周边多、中心少的特点,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南宁中心城区多丘陵地带、少石山,题刻的自然环境不甚理想,所以遗存的摩崖石刻较少,而周边县域的自然地貌多以石山为主,十分有利于题刻。二是摩崖石刻多集中于历史上曾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区域。上林县的澄泰乡、大丰镇、白圩镇、三里镇历史上曾设置澄州羁縻州、上林县、无虞县、凤化县等县州。马山县从明代开始设置白山、古零、定罗、兴隆、那马五大土司。武鸣县的城厢镇,从明至今,一直是县治治所。所以不难解释武鸣区、上林县、马山县三地的摩崖石刻总数达40处,占整个南宁市摩崖石刻总数的68%,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支撑作用及影响力。
2.广分散,小集中。调查发现,摩崖石刻在区县分布的范围广而散,但部分摩崖石刻又呈现出小区域集中分布的特点,如武鸣区的起凤山石刻(41幅、组)、邕宁区的雷婆岭石刻(41幅、组)、横县的布文岩石刻(22幅、组)、上林县的汇水桥畔碑林(12幅)、良庆区的蕾帽岭摩崖石刻(12幅)、隆安县的周氏宗祠(9幅)。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当地人文环境的因素外,主要在于当地有天然且合适的大块自然岩体可供题刻,同时以上摩崖石刻所依附的自然山体或洞穴,大多崖壁上凸下凹,这一奇特地质构造使得雨水基本不会直接冲刷在石刻上,客观上对石刻形成了一种保护,所以虽历经百年风雨侵蚀至今仍保存较好。
(二)时间分布特征
从表3可以看出,南宁市摩崖石刻年代分布表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特点,其中唐代摩崖石刻数量最少,只有2处。明代与民国时期则相差不大,共占总数的28.5%,而清代的摩崖石刻数量最多,占比高达43.7%。秦汉、魏晋南北朝、隋朝、宋朝、元朝等时期的摩崖石刻存量均为零。从中可以看出,自明代开始南宁市的摩崖数量开始不断增多,到清代时达到峰值,民国时期又有所回落,形成明代与民国时期两头少,中间清代多的总体格局。另外也可看出,南宁市摩崖石刻总体的历史延续性不强,唐朝之后的几代均未发现有摩崖石刻留存,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形成年代上的连续性。
(三)历史文化背景分析
不同的人文环境可以形成不同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就造成了文物的多样性和地方性,使各地的文化遗产既具有共性又别于他者的特质。南宁市辖的五县七城区,每个县(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不尽相同,因而造就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地域文化差异十分明显。同样摩崖石刻特色鲜明的内容与当地的文化、历史和环境也息息相关。
马山县的明代石刻数量最多,共计12幅,除去赞咏题诗类石刻之外,其余的“坦径”、“剿蛮”、“坦途”、“归顺”、“镇安”等石刻均为“领兵官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书”,这与明代马山土司发展史有密切关联。马山县土司制明前无考,明洪熙元年(1425年),思恩土知州岑瑛将辖地分置13个堡,其中属今县境的有白山、乔利、兴隆、古零、那马、定罗6个堡。正统四年(1439年),升思恩土州为思恩土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岑瑛在其辖地内勒石题刻,题材多与征战安抚相关,而其中“剿蛮”、“归顺”等又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岑瑛归顺朝廷的决心与态度,这对研究当地明代土司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林县明代石刻位居第二,共9幅,其中汇水桥畔碑林就占5幅。汇水桥畔碑林位于上林县三里镇三里社区三里街南1000米汇水桥畔船山东侧崖壁上,分布面积达100平方米,共有摩崖石刻12幅,其中明代石刻多歌武功,如“千军镇”,落款:“钦差整饬兵备副使郑登高书,大明嘉靖癸卯八月吉日立”。郑登高,字日进,号次山,莆田人,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福建乡试升榜举人,嘉靖七年(1528年)任嘉兴知府,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升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专守湖北道,官至广西副使。“千军镇”真书,其背景为郑登高领兵镇压八寨农民起义胜利后所刻,该石刻是研究八寨农民斗争的实物史料。
武鸣区的5幅明代石刻中,除去起凤山1幅由黄文炳题诗石刻外,其余均属“阳明先生过化之地石刻”,具体为:“高明”、“清虚洞”和“阳明先生过化之地”等,年代分布为明嘉靖年间3幅,万历年间1幅。在明代,壮族地区的农变此起彼伏,持续时间很长。明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命王阳明(名守仁)以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赴广西平息卢苏、王受之乱。十二月,王守仁至南宁,令卢苏、王受自率众归降,田州、思恩事态平息。王守仁后将思恩府治从乔利(今马山县乔利乡)迁至止戈乡荒田驿(今武鸣府城圩)。是年,王守仁在南宁建敷文书院,并常与诸生讲学,宣传良知学说。以上摩崖石刻多为嘉靖年间王阳明治乱时期当地军民为纪念其所刻,这些石刻为研究地方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清代摩崖石刻数量上仍以武鸣区、马山县、上林县为主,但这一时期邕宁区与良庆区异军突起,石刻数量明显增多,这两个城区内各有1处摩崖石刻集中分布,分别为邕宁区的雷婆岭摩崖石刻与良庆区的蕾帽岭摩崖石刻。雷婆岭摩崖石刻位于南宁市邕宁区那楼镇(原镇龙乡)那良村那蒙坡南面1公里的雷婆岭上,石刻的雕凿自清代一直延续至近现代,从未间断,据石刻“雷庙碑记”载:“每年‘五月初五,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乘兴而来游乐’”,同时,还进行道教礼事的相关活动,事后便在摩崖上勒石留念,这种活动始于清嘉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年代为清代的摩崖石刻有10幅,民国时期有15幅,建国后有24幅,其余的由于风化严重及被苔藓覆盖无法辨识,但石刻的落款多为“端午吉旦”,由此推断这与当地的文化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窥视当时壮族地区的地方习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过程。
石刻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摩崖石刻必须依托一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否则不会延续百年而不绝,这正是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一种反馈,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文化表达。
结 语
南宁摩崖石刻具有歷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特点,是研究南宁历史的重要史料基础之一,为研究和认识南宁丰厚的文化,尤其为研究桂南乃至广西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提供了史诗般的石刻资料。南宁部分摩崖石刻得幸保存于洞穴之中,因而可以完好地留存,但是大部分摩崖石刻,由于保存环境不佳,饱受风雨的侵蚀及人为的破坏,加之长期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调查和有效的保护,文物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因此急需开展对南宁摩崖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在充分掌握南宁市五县七城区范围内摩崖石刻的保存现状、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摩崖石刻形成的文化背景,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以期引起更多重视,从而更好地保护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增强南宁历史人文底蕴。
[参考文献]
[1](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民)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
责任编辑:顾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