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乐教”这个词,在理解上颇有歧义,因常会与“音乐教育”相混。实则音乐教育云云重在音乐本身乐理、乐器、乐史、乐谱、唱法、演奏法之教习。与古人所云乐教无甚关联,甚且乃是乐教之对反,强调音乐本身,而嗤诟乐教将音乐作为教化之工具。
乐教所重,一是与礼制相关,其次是强调乐的功能。这并不就是以音乐为工具了,而是说音乐本来就具有强大而特殊的功能,可以产生移人情性之效果,故推而广之,足以移风易俗。这种功能乃音乐本身所具有,因此我人须善用之,使其朝美善的好方向走。如此,音乐固然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也将日益淳化向上。
因此,乐教云云,必是美善合一的,有其道德意涵,期望改造社会。同时指向了音乐本身节奏旋律之美与性情风俗之善。孔子说文王之乐尽善尽美,义即在此。与泛说的“音乐教育”不同,与“音乐的教育功能”也非同一概念,并不仅限于教育功能。更准确的释义,毋宁是:礼乐教化。
可是一谈到礼乐教化,大家都只想到古代。我清查了台湾所有博硕士论文,涉及乐教者,全是讨论先秦两汉;两岸有关乐教之专著也都如此,少数例外,大约仅有何名忠《国父思想与我国乐教》(1966,台北幼狮公司)之类。关于乐教的论文,情况大体相同。
古今情况不好比较,不过近百年其实不是一般人所以为的乐教衰微期,而是极兴盛之期。许多人慨叹近百年礼乐教化不彰,实况亦非如此,另有脉络可寻。嗣下我便将略为寻绎。
二
论近代音乐,尤其是谈到音乐教育,基本上均由“学堂乐歌”讲起。但学堂乐歌实非发端。近代音乐教育之始,由体制看,正是学堂建立之时。
[作者简介]龚鹏程(1956-),男,文学博士,世界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讲座教授(济南 250100)。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百熙、荣庆,与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十一月上《重订学堂章程折》。在各种学校章程之外,并有《学务纲要》。其中首次提到了音乐课程: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秦汉以前,庠序之中,人无不习。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
显然拟定学制诸公所秉持的仍是秦汉以来的雅乐传统;所思考的音乐教育,也仍是《周礼》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的那一套。这时,虽然古乐难寻,诸公却认为无妨,可以歌诗代之,此即《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所说:
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惟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仿照。然考王文成《训蒙教约》,以歌诗为涵养之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吕新吾《社学要略》,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时,歌诗一章,择浅近能感发者令歌之。今师其意,以读有益风化之古诗列入功课。……皆有合于古人诗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国学堂唱歌作乐,和性忘劳之用。
此段叙述,分别见于《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文字全同。每日歌诗的目的在于“和性忘劳”,以为“涵养之方”,显然更重视音乐的道德功能。
除了每日歌诗以外,当时课程场所出现音乐的另一场所,是在经学课里。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要求:
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鼓舞之忱。
它沿袭着先秦乐教传统,一望可知。这时,对学堂音乐课程之设计及期待,显然都仍本于儒家礼乐教化的老传统。可见教育体制虽改,其底质并未变易,属于新瓶旧酒型的。
不过,各学堂章程虽曾将音乐列入课程,但内容及实施办法均极模糊,既无授课钟点的规定,也无授课程度的要求。要到次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系统化的音乐课程才首度出现。
三
光緒三十一年,学部成立,将女学纳入职掌。三十三年,增定了《女子师范章程》及《女子小学章程》,首次将音乐一科列入课程。
在《女子小学章程》里,音乐列为“随意科”,可以“斟酌加入”。《女子师范章程》则不然,音乐课首次列为正式课程,并载明授课时数为“一、二年每周一小时,三、四年每周二小时”。
这是近代中国在政府主导之下,有系统的音乐教育的开端。《女子师范章程》规定“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长日用有裨于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亦延续了乐教的思路。
然而,具体教法改变了。授课程度明白记载了单音歌、复音歌的教学,以及表谱的使用。表示官方已经接受了西化的音乐教育内容。
这种延续儒家礼乐教化思想而又有新时代改变印记者,并不只清政府及上层士大夫这一面在做。例如有个秦腔班子“易俗社”,就显示了大众戏曲社团走这个路子的在民初二三十年间其实甚为普遍。
易俗社,李侗轩、范紫东、孙仁玉等1912年8月创办于西安,以“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按科班制招收学生。首先对剧本进行改革,不演迷信和淫荡猥亵、伤风败俗的戏。剧本多属自编,大、小五百余种。如《颐和园》《双锦衣》《三滴血》《金莲痛史》《柜中缘》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从国外归来在中学教音乐的沈心工(1903年回国任教)、李叔同(1910年回国任教)等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这就才出现“学堂乐歌”。
起初多是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或用民间小曲填词,或新创作的。其内容或要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或宣传破除迷信、妇女解放,或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民主和提倡科学文化思想。
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的歌曲、演唱形式、钢琴、风琴、小提琴等乐器、新的记谱法——五线谱和简谱、西洋音乐的基本乐理等皆由学堂传授而逐渐扩及于社会,影响深远。著作有沈心工编《学校唱歌集》(1904)、曾志忞编《教育唱歌集》(1904)、辛汉编《唱歌教科书》(1906)等。著名的歌曲有《中国男儿》《何日醒》《男儿第一志气高》(又名《体操——兵操》)《黄河》《革命军》《祖国歌》《送别》《春游》《苏武牧羊》《木兰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