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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OEM企业转型升级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的内在要求。OEM企业应当合理制定技术升级策略,为技术能力的提高打下基础。技术变迁具有路径演化特征,原有技术为企业带来稳定收益但面临路径“锁定”风险;具有更高增值的新技术长期来看会奠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但其研发商业化的时机及其与原技术的初始关系决定着两类技术的路径演化形态。文章以路径依赖、路径创造理论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方法,观察原技术面临潜在或现实路径锁定威胁、原技术与新技术互补或相斥等情境下,两类技术的路径演化形态,进一步丰富路径理论的实践应用,为OEM企业升级过程中的技术策略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OEM升级;路径依赖;路径创造;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27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2009011
党的十八大和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思路。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依靠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原始设备制造,即贴牌或代工生产)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及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加剧,依赖跨国公司委托制造得以成长的OEM企业长期受价值链领导企业的束缚,面对全球经济动荡更显脆弱,持续发展动力不足。转型与升级是中国改革与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1]。
有学者认为从OEM到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原始设计制造)再到OBM(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自有品牌生产)是OEM企业升级的有效路径[2-3]。ODM企业具备一定的研发设计能力和技术水平,因此新技术的获取与利用是OEM升级的基础。然而,OEM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机会窗口下的技术升级策略存在差异[4],如果忽视这种影响,就有可能陷入“成功陷阱”或“失败陷阱”[5]。现有文献虽早已对OEM企业升级的必要性、路径及影响因素做了深入探讨[6-9],但很少从技术的微观层面讨论升级的可行性和策略,尤其是以升级过程中技术演进特点为基础开展的研究较为鲜见。本文考虑存在于OEM升级情境中的两类技术:原有技术和待开发或商业化的新技术。原技术为OEM企业带来稳定收益,然而企业升级需要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新技术适应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但其进入的时机影响企业升级的稳定性。文章以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观点为理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方法观察不同情境下这两类技术的演化趋向。具体而言,考虑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和两类技术的关系性质,以此作为初始条件,讨论两类技术互斥关系或互补关系、面临潜在威胁或现实威胁等不同情境下的路径形态,为OEM企业在不同技术情境下制定升级策略提供参考。
本文运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观点研究OEM企业升级中的技术策略问题,进一步深化了OEM升级的理论内涵,延伸了路径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关于原路径和新路径关系形态的探讨,为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实践应用方面,为企业根据不同技术情境判断技术发展趋势、探寻技术升级的最佳时机和方式提供了参考借鉴。
一、文献回顾
(一)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理论
1972年,美国古生物学家Eldredge和Gould发现物种进化往往以跳跃方式而非渐变方式进行,偶然的随机突变因素会影响物种进化路径,基于此提出了“路径依赖”概念。David[10]描绘了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过程,认为最终结果会被久前的偶然因素影响,这也是首次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社会科学中。技术经济系统具有动态性和非规则性[11],技术变迁具有自强化和路径依赖特点[12],系统受初始条件影响并沿一定路径演化,经过自强化过程,形态很难自动改变。而在递增报酬、自增强机制和群体博弈的综合影响下,演化会进入一种次优状态即路径“锁定”[13]。技术锁定形成后,一种解决方案就难以退出,其有硬件锁定、软件锁定、信息格式锁定、供应链锁定等形式[14]。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只有外部震动的强行干预才能改变路径的锁定状态,却忽视了改变路径的主观因素。Garud和Karne[15]通过对3M公司发明易事贴(Postit Notes)的叙事分析提出了路径创造的概念。该理论认为,企业家本身就是路径演化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有意识的偏离策略,采取主动措施推动新兴社会实践和人工物的塑造,来创造新的路径,促成新技术领域的形成。Pham[16]提出了路径创造的五原则,其中技术决定原则、有意识的偏离原则是最重要的两大原则。Sydow等[17]认为路径演化可分为生成、延续和终结三个阶段,他们将这个过程分作两个不同的类型,即自然形成的路径和有意塑造的路径,更加强调路径成长过程中的人为力量。Garud等[18]进一步阐释路径创造,说明其“初始条件”是未被给定的,“自强化机制”是战略调整,“锁定”则如同暂时性的稳定状态,是新路径的有意识形成。国内也有学者从制度、技术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探讨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以摆脱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创造的可能性[19-21]。不少学者也意识到,新技术创新路径优于原路径[22],需要通过“实时影响”和“留心偏差”破除路径依赖中的历史影响[23]。
要探究技术路径的变迁和创新,就要从微观角度理解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规律。Redding[24]认为技术发展中的历史事件对未来的技术变迁起决定性作用,且技术进步是基础性创新和二次创新的协同结果,源于某基础性技术的二次积累常常限制新一代基础技术的形成。因此,基础性技术和新技术的互动关系就有理由成为研究的出发点。而突破既有知识和技术的限制,解除路径锁定,实现新技术的更替,就要遵循“有意识偏离”的原则开展路径创造活动[16],开创新的技术路径。
综上所述,路径依赖强调偶然因素在自强化机制下被“锁定”的过程,而路径创造则更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新路径演化中发挥的内生作用。路径依赖长期被国内外学者讨论,并应用于技术、制度、组织等具体实践问题的分析。然而目前对于路径创造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还不成熟,且更多地局限于定性方法,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规律驱动下不同路径的互动关系也需要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