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对话者:杨庆祥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金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杨庆祥:这一次三人谈以“社会主义文学”为讨论对象。以“80后”的身份和意识先见去讨论社会主义文学如此庞大而固执的历史存在,显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试图从自我的“先见”出发,厘清阅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学“风景”,然后讨论其核心命题“新人”,再围绕其历史坐标和当下延拓初步展开。我们试图展示复杂,呈现差异,并不惮于将个人的想象寄寓其中。
社会主义文学“风景”
杨庆祥:我想用柄谷行人的“风景”一词来引起话题,我们知道,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柄谷行人认为“现代文学”已经内化成为一个超稳定的制度,所以我们对其历史性完全忘却。所谓的“风景”,也就是以一种事先确定的认识范畴去观察、叙述对象。这样一来,对象仅仅成为一种陈述,并和陈述者的主观情感密切相关。由此我想到我个人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阅读和接受其实是非常“风景化”的。这一“风景化”在双重意义上成立,其一,我所接受的文学训练基本上来自两个系统,一是80年代末的新潮作家作品,二是西方20世纪现代派作家作品,这两者如果概而述之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其二,80年代以来,由于“去政治化”思潮的影响,“回到文学本身”成为一种认识“时尚”,社会主义文学被认定为是具有“强意识形态的文学”而被整体“降格化”。也就说是,我在阅读此一时期的作品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有了这两个认识上“范式”,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去看,社会主义文学缺少“内面”,没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主体”;而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文学的语言和结构过于单一甚至粗鄙。我承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风景化”的认识模式一直主导着我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先见”。而且我发现这种“先见”在更年轻的一代身上表现得同样严重,我曾经在本科生课堂上给学生放映电影《刘三姐》,结果学生在观影过程中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我问他们笑什么,一个学生回答说:“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人物太虚假了。”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隔膜,但是这种历史的隔膜是如何造成的,难道不是和“制度化”的文学观念有关系吗?
金理:庆祥说得不错。不过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从“自板”开始面对世界的,尼采还说过,没有赤裸裸的现实,只有不断被解释的现实。任何“现实”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不可避免落入纷纭的“风景”网络之中,它们还会按照各自的权力关系结成相对稳定的“解释的循环”。我们无法设想一个没有任何“期待”与“成见”的认识主体,可以做到的是,不断对原先固定的那套“风景”成像的机制进行对象化,同时也不断地对所呈现的图像进行“松绑”。庆祥刚才提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接受,并且清醒地反思了这一接受过程中“风景”的制约,这里的“风景”主要来自现代主义文学。不过文学的启蒙未必只起于理性、自觉的文学训练与教育,我想到的是小时候的连环画。因为我父亲是作装帧设计的,他曾一度想把我培养成画家,要求我临摹简单的连环画,可能我所收藏的连环画要超过一般的同龄人。我的这些“小人书”中,一半是《西游记》《水浒》《说岳》《杨家将》《薛刚反唐》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革命历史小说”“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白毛女》《山乡巨变》……我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这么痴迷连环画,这肯定不是孤例,而且那个时候小孩子天性自然,应该来说“风景化”的机制还不那么深。陈丹青说“20世纪以来,中国顶顶了不起的艺术不是油画国画,而是连环画与连续剧”,那些连环画的改编者、绘画者俱为一时之选,他们如何从原作中“裁剪”情节、处理人物,都值得研究。而且连环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国家是老少咸宜的读物,娱乐之外,这其中肯定还负载着教化的意图。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制作连环画的大师们,他们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有很细心的把握。等我后来再接触到文学史家类似“革命通俗小说”“民间隐形结构”之类的说法时,一点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小时候真就是这样的,谈起鲁汉、林忠、彭亮、小坡眉飞色舞,就好像对“五虎将”“四猛八大锤”如数家珍一般。
黄平:诚如大家刚才谈到的,柄谷行人、竹内好等日本学者的论述,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反思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源头之一。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犹疑。一方面这个“超克”的思想谱系很有启发,柄谷行人所提出的“风景的发现”,动摇了一系列经典的定论,使得重读与推进的工作成为可能。在此重温柄谷行人的夫子自道:“我在本书中,把曾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这样一种颠倒,称为‘风景的发现’。当然,这是对现代的物质性装置的一个讽喻。”在谱系学的意义上,柄谷行人提醒我们注意自己“习焉不察”的文学观念的起源,提醒我们“知识”“科学”真理面目背后的历史性。
另一方面,这种“变动”(不断地颠倒,不断地风景化)中是否有“不变”的东西?能否把文学观直接视为“风景化”的结果?当下提到历史叙述,流行的讲法是“历史”是一种叙述文类,值得反省的是历史如何被建构,如何被风景化。问题在于,真实的疼痛确实存在,可惜这无法“语言化”,或者大音希声,或者只是我的一种并不“学术”的信仰。如果将人性与人类史视为纯粹“建构”的产物,这种知识生产体制、理论论述程式等等,是否也是一种认知装置?我并不反对“风景化”的分析,且十分尊重“风景化”的洞见,我理解的对于“风景”的发现,不在于秉持一种“相对主义”的辩护立场,而在于“去蔽”,从“历史”的一切桎梏中挣脱出来,为各个族群、各个阶级,为普遍而共通的“人性”而抗争。
我可以想见,这种看法容易被视为退回到“新时期”的思路,重弹“人性”与“文学性”。然而,文学之为文学,人之为人,总有稳定的^性认知,总有相通的喜怒哀乐。在当下阶级分化、社会断裂的大背景下,这种普遍化的修辞容易被视为漠视底层的粉饰,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但是搁置当下的历史语境,“永恒”的人性是否真的付之阙如?文学史是否可以等同于政治史、权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