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在稍稍翻了一下尤顿先生的书桌之后,我找到了一本旧手册,其中解释了如何应对有枪伤、传染性斑点和麻疹的尸体。对白血病尸体的处理建议只有一句话:去除股骨后送去实验室化验。
我告诉自己没问题,接着,我将老先生的细条纹裤子脱下——事实上,我几乎将他剥了个精光,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样——在完成了所有拿手的“开门”切割后,我在他的大腿上端端正正地下了一刀,从臀部到膝盖,穿过肌肉组织、关节组织还有一堆韧带,最后在一片深红色的液体中隐约可见坚固的白色物体,那是人体最长的骨头——大腿骨。
要取出大腿骨非常困难。试想,要给一只个头更大、更加僵硬的小鸡剔骨,难度可想而知。在十分钟的连续切割、扭转、猛拉之下,骨头终于被卸下来,我把它放入袋中,送入楼上实验室。我猜,他们会检验骨髓,然后精确判断这位老人的死因。
接下来是切片、切丁、称重、探查,以及等待病理学家回复同意的咕哝声,这些日常工作让我在上午的剩余时间里忙个不停。临近中午快要吃饭时,这位老先生的尸体缝合完毕,穿戴整齐。他看起来干净整洁,除了那条腿。由于没有骨头支撑,腿一直耷拉着。
这时殡仪馆的人到了。他叫希德,是个表情忧郁、骂骂咧咧的男人。当看到老先生摇摆不定、没有骨头的腿时,他勃然大怒,情绪激动地宣称,不会签收带走这具尸体。
“这不是我的问题,伙计。”我解释道。希德终于肯通融一下,他说:“这样吧,我现在要出去吃饭,一小时后回来,你去找些东西,把那条腿撑起来,再放到老家伙身上。两点我会回来,如何?”
做一条假腿
停尸房里似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固定死人腿,可能外面会有。那是个寒冷的11月,正下着雨,惠延顿医院的后院里只有油脂、老鼠和水坑。碰巧的是,地上有一根废弃的镀锌排水管,大约长3英尺,直径2英寸,我想这玩意儿或许可以。我先用钳子把管子夹下来,然后用电锯对准事先做好的14英寸标记锯下去,震耳欲聋的声响伴随着一阵火花四溅过后,一截和老先生大腿骨一般长的管子掉在了地板上。
我脱下他的裤子,以最快的速度解开针脚,把排水管塞在骨盆和膝盖骨之间,然后缝好老先生的伤口,扯起他的细条纹裤,系上腰带,拉上拉链。
时间刚刚好,希德吃饱了午餐,带着一身啤酒味儿回来了,以专业的眼光从客户身上扫过,认为我任务完成得相当好并在文件上签了名,接着他把尸体扔进车后面的棺材里,盖上盖子。他称赞了我一番,还询问了我的名字,我感觉到一种自豪。
事情暴露了
尤顿先生和女友享受完马拉松式午餐回来了,我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后来,由于工作太忙,给老先生“装”腿一事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第二天的中午,尤顿先生接了个电话,一番对话之后,他的表情很震惊,“砰”地挂了电话,转头问我,“是殡仪馆馆员打来的,你昨天上午处理过一名老者么?”他问,“好像出了点问题。”他停了一会儿,我顿感脖颈后面汗毛倒立。接下来他说:“那位老者没有土葬,而是被火化了。”
我瞬间明白了事情的恐怖之处,可怕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展现开来。火葬场忧伤弥漫,牧师身着素衣,平静地念着祷告词。棺材被静静地安放在拖车上,布满鲜花。念完祷告词,随着牧师按下讲坛上的一个隐蔽按钮,两面天鹅绒帘幕“唰唰”向两侧拉开。棺材开始沿着一条黑色隧道向火化炉移动过去,一道火光闪过,蓝色火焰爆发出一声轰鸣,铁门迅速关上了,人们站着聚集起来,低声念叨着一些陈词滥调,葬礼负责人向牧师致谢,其他人开始落座。接下来,一个巨大清晰的声响从某个神秘的地方传来。咚咚的金属敲击声,刺耳而沉闷。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惊呼。那些在人们视线之外的火化工发出惊奇声音,其中一个人说:“这是什么东西?”
在人们原以为会有三磅骨灰的地方,却冒出了一根长约14英寸、烧红的镀锌管。局促不安的火葬场经理对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死者的亲属惊讶万分,他们中有人恸哭、打算投诉、甚至要诉诸法律。但几分钟之后,人群里的某位大叔试图大事化小,他大喊着:“老乔治!我不知道他还带着它!”于是一根排水管牵扯出一段骚乱,然后是黑色幽默。
但尤顿先生无法淡然处之。他面带怒容地转向我,笨重地快速穿过房间,动作夸张地打开一扇橱柜,指了指满满一柜子的木棍。“看这儿!”他说,几乎在拽着我的耳朵,“椅子腿、白松木,遇火瞬间就会变成灰。”他厌恶地吐了吐口水,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一边走一边抱怨道:“别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我没有再犯错。处理完剩余的50具尸体,三个月后,我安全地登上了开往蒙特利尔的轮船。我用在太平间挣得的几百英镑换来一张票,前往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了新的人生。那个弥漫着福尔马林的地方渐行渐远,如此而已。之后我再没去过太平间,而且我想我也不会再次光临了。但那位没穿裤子的老先生和他腿上的排水管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不肯散去。
[译自美国《拉法姆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