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真是个奇迹,那么多高大的身后名也没有让他失去普通读者感觉上的亲切,那么高大的名号后面又有那么多人间烟火气支撑着。作为文学家,他的思想不独体现在有限的小说里,同时还散布在他的杂文和书信里。从任何一个方位和角度进入鲁迅的作品和人生世界,都会看到,原来他都有过那么充分的表达。高深如孤独,世俗如烟酒,在他笔下,都是值得玩味的世界。今次,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鸟兽昆虫在鲁迅世界里有着怎样的情形。
鲁迅自己说过:“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华盖集·夏三虫》)而以禽兽“斥人”和“师法”昆虫的文字,在鲁迅文章里实是满眼都是。可以说,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鲁迅是写到鸟兽昆虫最多的作家,是将动物的“拟人化”推到极致的文学家,鲁迅还是一个显然对各种生物,特别是俗世间常见的飞禽走兽颇有识别力甚至有“专业研究”能力的人。每以动物比喻某一类人,将特定动物的“标识性”特性写到极致,比附为某种人的性格、品性和处事方式,是鲁迅杂文里的常用手法;借助某种动物强化自我精神状态,是鲁迅《野草》里多处使用的修辞手段;借助动物的形态和声音强化某种氛围,营造某种情境,为小说故事“定调”,是鲁迅好几篇小说收束时的特殊选择。观察一下鲁迅笔下的鸟兽昆虫如何飞走,赋予其何种秉性,决不只是艺术形式问题,或许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人与人的“类型化”世界吧。
一、狗最可恨,以狼自喻
鲁迅笔下有太多飞禽走兽昆虫小蝇。每遇心烦之人,总将其比喻为某种动物,每遇郁结难解,又会自喻某种动物。仅只鲁迅文章里提到的动物种类之多,恐怕是专写“动物小说”和寓言故事的作家也难在数量上与之相比,一些特殊“重点”的动物又被多次写及,简直就是鲁迅小说、杂文及其《野草》随时都会出现、信手即可拈来的意象。
我大略搜罗了一下,在鲁迅文章中出现的动物,频次较高的有:狼、狗、虎、猫、牛、马、猪、羊、乌鸦、蜜蜂、苍蝇、蚊子。文章中专门就动物本身特性进行过描写的有:蟋蟀、蝙蝠、蚂蚁、猴子、螃蟹、蜘蛛。在描写中提及的有:黄莺、鸱鸮、跳蚤、鸡、鸭、鹅、老鼠、兔子、黄头鸟、画眉鸟、鹌鹑、猹、小油鸡、蝴蝶。按照类别泛指而非特定的有:野雀、野鹿、鹰鹯、狮虎、鹰隼、虫豸、蛆虫、鱼,等等。鲁迅自己可能也不确定其准确名称或指向其品性给定的名字:毒蛇、恶鸟、美女蛇、小飞虫、青虫、小青虫,等等。
鲁迅曾经就自己的某种状态自喻为某种动物。在他心目中,自己仿佛一匹受伤的狼。狼作为一种意象在鲁迅笔下是一种自况,他有时把这种自喻称之为“野兽”,当他用到野兽一词时,脑子里幻化出的应该还有狮虎一类的动物。鲁迅之所以自喻为狼,强调的是它的野性、孤独,也暗示着与周围世界的紧张关系。在小说《孤独者》的结尾,鲁迅这样描述见过了魏连殳后的心情:“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受伤”的“嗥叫”的狼,“愤怒和悲哀”相交织的情绪,当鲁迅独行在暗夜里的路上时,他仿佛感到自己就是这样一种难耐的状态。
鲁迅有过一篇文章叫《家庭为中国之基本》(《南腔北调集》),文中讲述了“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在鲁迅看来,这种退缩回家的状态与中国人“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的国民性是相同的,他因此得出了“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的结论。在鲁迅心目中,野性,甚至是不讲道理的野性,是儒家文明熏染下正在渐失的性格。当他讲到狮狼虎豹时,也常常以此为切入点表达自己的看法。在鲁迅眼里,“狮虎鹰隼”们的野性正在消失,围绕在它们周围的,无论是嗡嗡叫的苍蝇,还是虽然咬人却还要讲述一大堆道理的蚊子,才是自己在生活的世界里最常见到的。国民自小接受这样的教育,失去棱角而不自知,这才是真正可悲的。“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论“赴難”和“逃难”·南腔北调集》)鲁迅生活的年代,在他看过来的历史里,在中国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他没有找到秩序的力量,没有公理可言,只有丛林法则是惟一可以说话的道理。中国的国民性里,少了竞争的野性,少有奔跑的天性,少了敢于战胜一切的勇气,所有的就是自我安慰和躲在吞云吐雾里的麻醉。其实,在鲁迅的骨子里,这样的国民性并不是只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昧”者才有,实在是以各种名目出现的精英文化里包含的东西。很多时候人们对此并不自知,渐渐地接受了自我陶醉、自我麻木的文化,而忘记了残酷的世间其实仍然在以某种“丛林法则”决定着胜负与高下。鲁迅本人,并不是一定要追求人生的成功与胜利,但他深知,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有一种虎狼精神,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一句废话没有地去战斗。它们“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夏三虫·华盖集》)“谈道理,弄玄虚”是鲁迅最为讨厌、在小说里不惜牺牲小说性而用漫画手法、在杂文里用类型化手法进行讽刺和批判的。“文化”包装下的不过是“擅长于哼哼”的“国民性”而已。无论是早年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幻灯片时同胞的围观,还是夏瑜的血被拿去做了“人血馒头”,抑或是纪念黄花岗烈士的活动变成了闹哄哄的游园,这种不断扩大的世相景观,足以让他感到悲凉。
鲁迅常常面对着这样一种巨大的悲哀,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他对文学的热情时而高涨,时而又怀疑它“最没有用”,也都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人间景象令人窒息,进而感到无助。作为他自己,却经常表现出决绝的态度,即使赴死,也宁愿选择死于野兽的袭击。“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螘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