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复杂公共决策系统涌现是指公共管理组织在一定的决策环境中,各决策主体通过相互作用,从而使公共决策能力与绩效远远超出同样数目的个人决策能力与绩效之和。公共决策系统复杂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机制。公共决策系统的优劣就体现在培养并不断增强这几种性质的协同能力上。公共决策系统这几种能力又可归结为信息协同能力、组织协同能力、管理协同能力三个维度。
〔关键词〕 涌现理论;复杂公共决策系统;协同
〔中图分类号〕D69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047-03
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公共决策的一些具体决策技术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综合考察公共决策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尽管各有侧重,却存在共同的、根本性的局限。但总体来讲,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体系,尤其是对复杂环境下的公共决策问题研究,如何对问题加以抽象分析,考察其实质,寻找其共性的特征,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和协同理论为人们重新审视公共决策系统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因此,对于复杂背景下的公共决策问题的研究既有其时代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
涌现是一种可识别的、可重复的整体具有而部分不具有,出现在系统的宏观层次上的新的、协同的结构、功能、模式、行为和性质等。因为涌现虽然具有惊奇性,但它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惊奇性并不是其本质的特征,而只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1〕。所谓协同理论就是指系统各个组成部分或系统相互之间的协调一致,从而产生出新的结构和功能,协同可以使组织系统更有效地利用它所拥有的资源和技能。按照哈肯的观点,协同就是系统中诸多子系统的相互协调的、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集体行为。协同是系统整体性、相关性的内在表现。
复杂公共决策系统涌现是指公共管理组织在一定的决策环境中,各决策主体通过相互作用,从而使公共决策能力与绩效远远超出同样数目的个人决策能力与绩效之和,这种整体具有而局部不具有的行为与价值特征就是涌现。作为社会政治系统中的特殊主体,公共决策系统的涌现现象源于其复杂性特征,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公共决策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成思危认为,系统是开放的,它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能与环境相互作用,并能不断向更好地适应。〔2〕所谓开放性就是系统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的属性。系统环境是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可与系统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所有因素的总称。一般来说,环境影响系统的行为和目标,反过来,系统对环境也会产生反作用力。公共决策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系统。公共决策系统与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公共决策系统所处的环境主要是指公共决策主体直接面对的环境,是与公共决策系统具有不可忽略关系的外界因素的总体。
为了保持公共决策系统的有序演进,满足系统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必须实行系统治理。”〔3〕公共决策系统必须开放,开放性是系统赖以发展的基础,系统通过公共决策网络建设保持与外界接触,如通过建立多重外部关系,通过不断地从外界输入能量、物质、资金、人才,实现与外部的物质、能量、信息和公共决策的交换。技术、信息、资金、物质、人才的输入,管理机制建设,以及关键人员的引导作用形成正效应,不但使公共决策系统能进行结构重组,产生新的有序结构,而且能不断地同化外部环境,吸收新的要素,使自己不断复杂化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公共决策系统开放越充分有效,就越有利于系统的生存发展。开放不够,公共决策系统生存发展将受到影响,将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从而产生负效应,严重时能使系统处于病态或者解体。当然封闭性对公共决策系统而言也非单纯的消极因素,而是系统生存发展必要的保障条件。公共决策系统从环境输入以及向环境输出都不是任意的,都要有选择性地进行,都需要科学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公共决策系统是一个具有输入输出且内部有多重正负反馈的复杂开放系统,这是它形成耗散结构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二、公共决策系统具有远离平衡态的特征,并表现为阶段性
普利高津指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公共决策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都由多种因素构成,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构成元素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公共决策系统的每个子系统以及每个子系统的组成要素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公共决策系统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存在着势差。另一方面,公共决策系统引入创新机制,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等从不同方面促使系统不断更新变化、不断进步。公共决策不仅重视创新,亦重视决策参与者的交流与扩散,使个体观点为组织成员所共享,将零散的公共决策资源整合成强有力的公共决策力量,提高系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正是由于公共决策强调创新、鼓励公共决策资源共享,打破了传统决策的旧观念和旧平衡状况,摆脱了人们思想上存在的各种“稳态症”和保守意识,才使公共决策系统远离平衡态,所以公共决策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
实际上,公共决策系统在演化过程中一直是朝着远离平衡的方向驱动的,并且系统不断地从外界获取人才、物质、能量、技术、信息等,致使公共决策系统不断优化和发展,向更高层次演化。
三、公共决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首先,在公共决策系统内各种要素必然会自觉地相互耦合,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整体效应,使系统形成自组织结构。公共决策产生和发展不是由逻辑推理获得的,也不是由线性简单积累而获得的,它具备非线性作用的特性。对整个公共决策系统而言,单靠内部的公共决策创造、传播、扩散及利用的能力是不够的,在公共决策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形成非线性作用机制,才可以为公共决策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提供内在动因。
第二,非线性作用机制的动力系统的显著特点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非线性增加和非线性输入输出变化是公共决策系统的重要特征。在公共决策系统的作用过程中,非线性效应发挥突出作用,它是公共决策系统产生复杂性的内在动因。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说的就是系统内各人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效果大于部分之和,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理不难看出,公共决策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也是一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公共决策各个子系统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效果大于各部分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使公共决策系统内各个子系统产生相干效应和临界效应,这两种效应是推动公共决策系统走向有序的内部动力和必要条件。
另外,由于涨落的随机性和外部控制参量的影响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子系统间和子系统的组成要素之间的多层次、多目标相互作用和人为震荡,使得公共决策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呈现非线性关系,并围绕公共决策系统目标通过组织与自组织、催化与自催化产生非线性相干效应和协同放大效应,促使微涨落和微扰突变成巨涨落,表现出公共决策系统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公共决策系统的优劣就体现在培养并不断增强这几种性质的协同能力上。公共决策系统这几种能力又可归结为信息协同能力、组织协同能力、管理协同能力三个维度。
公共决策系统信息协同能力是实现复杂公共决策系统正常决策的基础与技术保障。要实现复杂公共决策系统的增效性,必须高度依赖于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公共决策过程中信息的载体包罗万象,信息的流转涉及到各决策主体,信息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空间的距离和敏捷性的要求,对信息的及时与协同要求更高。信息协同不仅仅是从技术上实现信息的共享,而且是要从系统运行的角度,保证决策系统中每个部分在运行的各个阶段都能将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正确的人。复杂公共决策系统信息协同以信息集成为手段,实现信息的组织、管理,使相关的多元化信息有机地融合并优化使用。
复杂公共决策系统的决策涉及到各种领域以及不同的决策者,在不同的决策领域的决策者拥有不同的知识,即使在同一个决策领域里,由于受到决策者判断水平和个人偏好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可能给出不同的信息形式。这些信息在各个决策领域内,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表示,信息协同的机制,必须能够支持多样性信息的表示、存储、交流、增值与合成。
信息协同需要在公共决策主体之间、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的不同模块之间频繁通讯。在公共决策支持系统(GDSS)中,决策终端得到的不仅是静态的网页或固定格式的数据处理结果,还有逻辑计算和事务处理后的返回值。系统要为通讯对象间提供双向的数据通道,特别是异地同步的协同应用,要在有限的网络带宽情况下,实现“你见即我见”,需要合理配置网络负载,控制网络流量,使异地的决策者等待的时间减至最短。
由于公共决策往往面临的都是复杂的决策任务,协同机制必须能够支持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决策任务,不同情况的决策任务可以在统一的支撑平台上,迅速地表示、传播、获取知识。面向内部网的协同工作系统部件,对应的分布式组件是静态的,并依赖于固定的硬件配置,而面向广域网的协同工作系统部件是由任务驱动而动态创建的,将随着决策任务目标完成而消亡,协同过程强调动态的使用对象,所以决策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和移动性。
公共决策系统组织协同能力。基于涌现的复杂公共决策系统的组织协同强调的是通过组织的系统协同,诱导期望的涌现产生。它包含公共决策系统意图、公共决策系统安排和公共决策系统活动三个子系统。公共决策系统意图反映了系统的目标、价值观和行为意向;公共决策系统安排为实现系统意图而进行的组织结构安排,包括层级、多维和委员会制,需要相应的流程和建立适当的决策规则;公共决策系统活动是系统的行为活动,指决策目标协同、各种资源及智力资本的协同配置以及决策主体的工作行为等。
基于涌现的复杂公共决策系统管理协同是指决策系统在面临决策的状态下,运用涌现理论和协同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研究复杂公共决策系统的协同规律并实施管理的一种理论体系。其目的是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效应,进而产生一个在结构、功能等方面远远超越原有公共决策系统,真正实现一致性和互补性,使复杂公共决策系统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
〔参考文献〕
〔1〕〔2〕何怀平.复杂结构组织绩效管理系统的涌现及协同研究〔D〕.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30.
〔3〕张海波,童星.战略性治理:应对突发事件的新思维〔J〕.天府新论,2009,(6).
(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