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 要: 在英国王室珍藏(The Royal Collection)收藏的中国瓷器有着近五百年的历史,这其中既包括外销瓷,也包括赏赉瓷器,而最难得瓷器珍品则是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赠送给英国君王的外交礼品用瓷。通过对英国王室珍藏初步的观察与判断,可以看出其反映了清代中英外交与贸易关系的变化,侧面反映了十八之十九世纪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
关键词: 输出瓷器; 赏赉瓷; 中英交流; 世界瓷器文化
一、 输出瓷器的背景回顾
中国输出瓷器的概念十分复杂①:这既包括传统意义的外销瓷器,也包括古代外交性质的瓷器或官式瓷器。官式瓷器有别于普通的外销瓷,主要因为其优异的工艺和质量。除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类别以外,输出瓷器还应包括清代皇室的衰落后通过古董商人流散到国外的瓷器②,这一类瓷器的输出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彻底停止③。在众多输出瓷器的种类当中,应当是以皇帝名义赠送给外国君主的官式瓷器最为稀少。
众所周知,中国外销瓷的大量外销始于唐代④。就在这个时期,外交或礼品性质的瓷器已经存在了。比如在著名的黑石号沉船当中发现的邢窑、定窑、越窑与巩义白釉绿彩瓷器都属于外交礼品瓷器⑤。当然,这些瓷器很可能是伊斯兰地区的商人带回到本国的礼品,而并非是中国皇帝直接礼品的馈赠⑥。
直到明代初期,官式瓷器的输出才正式出现。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开设官厂、工厂和进行官方的垄断性贸易,因此许多“赏赉”的官式瓷器输入到了诸如波斯湾地区和非洲,其中以景德镇窑生产的青花瓷和龙泉窑烧制的青瓷最为著名⑦。
随着欧洲人进入印度洋,开辟了和亚洲的贸易航线。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欧洲各国同中国贸易的主控权几经易手。葡萄牙人曾在十六世纪早期雄霸印度洋贸易,随后由荷兰人替代,于1602年建立东印度洋公司,成为了十七世纪印度洋海上贸易的霸主。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在十八世纪时控制了印度洋贸易。1731年,欧洲各国均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外销瓷大量输入欧洲⑧。
明清时期欧洲各国收藏的中国瓷器多为普通的外销瓷,以景德镇窑或者福建地区瓷窑生产的青花瓷为主,彩瓷的出口则相对较晚,在清代更为流行。明代中期以后,欧洲开始订制纹章瓷器,其中不乏精品⑨,但是其品质仍然算不得官窑或者官式瓷器。因此,在明代很少见到有以皇帝名义赐赉给欧洲使节或帝王的官窑瓷器。
清代初年实行的海禁直到1685年才重新开放,随后广州成为了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在欧洲各国均在广州设立贸易站以后,瓷器贸易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华贸易被指定在设立于广州的十三行,这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外商在华贸易的行动,许多条例令外商感到十分不便:比如外商每年只有夏季可在十三行居住停留,而冬季则要退到澳门;不得带女眷等进入十三行;不得在十三行以外的地区参观活动;每月只有三天在华商的带领下到达指定地点进行参观等等。但是因为巨大的利润,这些条例并没有降低外商在华贸易的热情。
除了有大量的外销用器(如象牙制品、掐丝珐琅器、瓷器等)以外,还有明确记载表明皇帝御赐御窑器物给外国使节和馈赠外国君主。比如1705年12月,康熙皇帝接见了教皇特使铎罗(Maillard de Tournon, 1688~1710年)。铎罗私人秘书的日记记载,1706年2月底,康熙皇帝曾邀请教皇使团参观烟火表演,期间赏赐给铎罗一个御用的吹制画珐琅玻璃瓶⑩。在此以后,清廷赏赉国外使团与馈赠外国君王的御用器物屡有发生。
关于清代御用瓷器的输出,在《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清史稿》以及清人笔记中可以见许多记载11,但见到的实物资料并不是很多。作者通过对英国王室珍藏(Royal Collection)所收藏中国瓷器进行观察与了解,不仅可以发现英国王室收藏的种类繁多的外销瓷器,而且还能发现许多清廷与英国王室高级别外交用的御用官器。本文将就英国王室珍藏收藏的中国瓷器对中国清代瓷器的输出做出初步的探讨。
二、 英国王室珍藏与收藏瓷器简介
英国王室艺术珍藏是英国王室所有的私人收藏艺术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为重要的艺术收藏品之一。这些藏品现陈列在英国各地的十三个王室行宫或王室寓所中(图一、二)。
王室珍藏包含了上万件名家画作、十五万件印刷艺术品、历史照片、织品、家具、瓷器、书籍和其他形式的艺术珍品。王室珍藏的艺术品大多是亨利八世(Hey VIII of England)时代以后的藏品。从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至温莎王朝 (The House of Windsor),王室珍藏不断被扩充壮大。如斯图亚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的查理一世(Charles I)是一位意大利油画的收藏爱好者;而汉诺威王朝(Haus Hannover)的乔治三世(George III)以及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则热爱收藏印刷制品、书籍以及画作。
在英国王室艺术珍藏中,中国瓷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约有500余件公布的中国瓷器藏品,遍布在白金汉宫、温莎城堡和荷里路德宫等王室寓所。这些藏品主要为清代的官窑、景德镇窑和德化窑的瓷器。瓷器种类包括日用器物、饰品、陈设器物以及塑像等。藏瓷品种以青花瓷器、粉彩和白瓷为主,此外还有青瓷和彩塑。
三、 英国王室珍藏中国瓷器的分期简论
1. 早期 (晚明至清乾隆时期)
欧洲流行中国瓷器的风尚受到了奥图曼帝国的影响。在欧洲人进入到印度洋之前,中国瓷器很少直接输入到欧洲各国。直到十六世纪,意大利、葡萄牙与荷兰开始成为较早接触中国瓷器的国家,通过印度洋贸易可以直接购买中国外销瓷。然而对于英国而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就相对晚了许多12。
中国瓷器最早进入英国是在十六世纪:包括一件是浙江的龙泉窑以及一套景德镇的青花瓷(两件)。龙泉窑青瓷碗是由英国商人从奥图曼土耳其地区购得,由大主教William Warham赠送给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Oxford University)。另一套瓷器则是“长命富贵”款青花瓷碗,曾由Samuel Lennard男爵收藏,现藏大维德基金会。根据器金属镶嵌具有伊丽莎白风格工艺,可以断定是由英国金属工匠Roger Flynt于十六世纪下半叶制作13。
随着瓷器在英国上层社会的不断流行,贵族、富商和王室都开始够买中国瓷器,既用作餐饮器皿,也用来作室内装潢。但是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期,外销瓷是英国社会各阶层能够接触到的中国瓷器种类。尤其在十八世纪早期以前,英国只能通过欧洲其他国家购得中国瓷器。比如英国王室曾派专员去往荷兰参加拍卖会来购买和收藏中国外销瓷。这个时期,英国王室收藏的瓷器主要以青花瓷、粉彩装饰的纹章瓷和光彩瓷器为主14。通过乔治三世之前的王室藏瓷来看,王室珍藏的瓷器与普通外销瓷并无差别。而且英国君主也并不热爱收藏和订制中国瓷器。虽然纹章瓷在英国十分流行,但并非是君主的特别订制与收藏特权。
上文提到,英国收藏的最早的瓷器都是通过英国商人取陆路从土耳其贸易而来,或则是通过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手中购得。此时英国王室与中国皇室之间并无来往,甚至来说,直到乾隆早期,清廷不太明了有英吉利国的存在,而且不能将英国与荷兰很好的区分开来。
早在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英国人就想与中国取得联系。伊丽莎白一世曾经写信给万历皇帝,但是信件被葡萄牙人所截,遂无音信15。早期达到英国的中国人沈福宗通过比利时教士柏应理的帮助游历欧洲,于1685年访问英国时受到了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热情接待,并与英国王室成员与学者坐而论道。但沈福宗却很少见于中文史籍的记载16。
在王室珍藏中,可以见到一批由玛丽二世(Mary II of England)订制的康熙时期的外销瓷,品种包括青花、德化窑白瓷以及康熙三彩器物。有的器物底部仍有带有由王冠和王徽环绕的玛丽女王红蜡封印(图三)。
在明中后期到清代早期这段时间里,英国皇家珍藏的瓷器不但数量不多,而且都属于普通的外销瓷,这侧面反映出中英两国的接触不是十分密切。没有官式瓷器的输入,也反映了中英两国皇室在十八世纪以前的接触也是很少的。
2. 乔治三世时期 (乾隆时期)
在晚明至清代乾隆年中期,英国从一个欧洲小国逐渐壮大成为了一流强国。通过海军的扩张,英国不但打败了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而且还将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划为己有。随着称霸印度洋,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与瓷器的需求与日俱增。曾经流行于葡萄牙的纹章瓷成为了英国人的时尚。并且通过王室珍藏可以看出,康熙至乾隆时期的藏品数量明显多于明代晚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室珍藏中,最早由清廷赏赉的御用瓷器出现在乾隆末期,也就是乔治三世时期。
乔治三世是比乾隆皇帝略晚的英国君主,但是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男性君主。他于1760年登基,在位59年,于1820年过世。在他在位期间,英国赢得了七年战争、丢失了美洲殖民地以及参与反法战争,但是乔治三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够乐观,并于1810年开始因精神问题不能理政。但是整体而言,在乔治三世主政前期,英国国力是蒸蒸日上的,这也为他们再次尝试直接联系东方神秘而强大的帝国开创了前提。十八世纪末,乔治三世决心派马嘎尔尼使团前往中国,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之名商讨与中国贸易之事。
1792年,马嘎尔尼使团出发的前一年,英国曾致信清廷,信中写到:“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 。17” 通过信件内容可以看出英国很重视这次使团访问,而且行文用词谨慎。因为错过了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英国人感到不安,为了弥补过失而前来觐见,特来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但是实际上英国所求之事是为了能够和中国通商,互利互惠。随然乾隆皇帝并不十分了解马嗄尔尼使团此行的目的,但是对于进贡的西洋物件倒很是期待。
众所周知,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并不成功,清廷与英方代表出现了沟通不畅、礼仪不合等外交事故:比如英方极力反对马嘎尔尼以三叩九跪之礼觐见乾隆皇帝;因为翻译的原因,乾隆皇帝没有能够理解和明白英国进贡西洋机械的妙处而大为失望,乾隆皇帝对于英国进贡的礼品评价道:“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最终马嘎尔尼使团以“清廷不失国威、英国外交失败”的结局告终18。
清廷的不失国威主要体现马嘎尔尼使团一行是“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要以天朝长者的身份对英国进行抚慰与教化。乾隆皇帝曾下谕旨,对英国使团要照顾周到,多次赏赉礼品。《上谕档》曾详细记载了接见英国使团的方案,其中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在赏赐给英王的礼单中可见:“红雕漆桃式盒九……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漆雕炕桌二……”等等礼品,品种包括绸缎、玉器、瓷器、漆器、茶叶、文具和食品等礼品(图四)。这些礼品大多取自内务府储藏的精品,有的甚至是专供皇帝、皇后使用的珍品19。
虽然英国使团回航的船上装在满了中国赏赐的礼物,而且在中国受到了“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的接待,但是对于英国提出的互派使者、口岸通商等要求,皇帝谕旨以“断不可行、皆不可行”之类的强硬语句回复。在回英王国书中,乾隆皇帝特别强调:“尔王国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 意思是,清廷给予英国的恩惠大于别的属国,但不能因为英国使节远道而来进贡礼物而“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3. 乔治四世时期 (清中期)
乔治四世是乔治三世的长子,生于1762年,是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于1811年成为摄政王,于1820年即位至1830年驾崩。在乔治四世作为摄政王时期,英国以及世界历史出现了诸多变动:如英国击败拿破仑、工业革命的扩张并传入欧洲大陆以及文化上的新古典主义兴盛等。但是这些历史事件似乎与乔治四世的直接联系并不密切。而乔治四世奢靡的生活却引领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潮流时尚。他热衷大兴土木,重新修建了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
随着英国对中国不断加深了解以及贸易的持续展开,乔治四世从中国订制了许多造型精美的外销瓷。乔治四世定制的外销瓷品种多样、质量上乘、造型精致。瓷器品种包括各种单色釉、粉彩、德化白瓷、仿龙泉青釉、仿哥窑、单色釉粉彩描金瓷器、象生瓷器、泥塑以及纹章瓷等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青花瓷的比例很少。虽然乔治四世在位时间不长,但是从王子至摄政王时期他就已经对中国瓷器的收藏与订制十分着迷。这与他奢靡的生活品味不无关系。但是,乔治四世与清廷和皇室并无联络,因此没有赏赉的御用瓷器,这也可以看出马嘎尔尼使团带回的官式瓷器与赏赉瓷器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在正常的贸易中,英国商人想用鸦片来控制巨大的贸易逆差,并且从乾隆后期开始到林则徐禁烟,清廷并没有很好地控制和解决鸦片进口以及社会吸食鸦片成风的问题。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清廷傲视他国的观念并没有能够通过各种外交和贸易活动而改变。因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中英没有官方外交来往,赏赉瓷器必然不会出现。
4. 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清晚期)
就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第四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清廷限制贸易的大门,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然而就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清廷的外交态度仍然高傲。例如林则徐在《谕英国国王书》中称“大皇帝扶绥中外……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而且以战争与灭国相威胁,以宗主国的姿态训诫英国。但是通过鸦片战争,英国则将清廷的威风尽扫,中英关系随之进入到了不平等的条约时代。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言:“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20”
清廷对于鸦片战争的惨败感到恐慌与震惊,可是不愿意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但迫于英国的压力,也无法坚守官员不见外夷的定制21。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英国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并且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外交关系并不愉快。
直到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的时候,中英关系开始缓和了。在十九世纪后期,世界列强都觊觎中国领土主权与贸易权,李鸿章不得不向英国求援,要求英国能够出面调停(虽然英国站在了中立的立场);但是英国为了能够保留在中国的鳌头之势,希望能通过李鸿章更密切的联系中国。基于双方的诉求,便促成了李鸿章隆重访英之事。为了确保李鸿章访英,英国曾让李鸿章的故交马格里在其访俄期间拦截李鸿章以告知英国的心愿,结果却是失之交臂22。但是令英国人欣慰的是,李鸿章曾表示英国是他最想到访的国家23。英国以隆重的礼节热情款待了李鸿章一行,并且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授予李鸿章皇家维多利亚勋章(图五)。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王室珍藏所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又出现了赏赉瓷器,而这次赏赐并非像乾隆皇帝一样能如君主赏赐属臣一样光鲜。在李鸿章访问英国的前后,分别于1887年和1897年,光绪皇帝和慈溪太后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与六十周年纪念的名义赠与礼物,其中包括大清乾隆年制款霁蓝描金粉彩八仙祝寿葫芦瓶、大清嘉庆年制款粉彩描金双螭耳群仙祝寿瓶、大清乾隆年制款斗彩对蝶花卉八宝大盘等名贵器物(图六)。赏赉瓷器的再度出现反映了晚清王朝外交态度的变化,因为御用器物很少以为他国君王祝贺的形式赏赐,而且,赏赉的同时曾派晚清主管外交的名臣张荫桓前去英国献礼。张荫桓一行出访了英、美、法、德、俄诸国,而访英所献的礼物也是清廷特别安排向英国表示友好。
5. 后期 (清代末期及民国)
李鸿章去世以后,清廷局势更加岌岌可危,清朝于1912年灭亡。在清末期至民国时期,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各国,都能够生产质量上好的瓷器产品,中国外销瓷贸易已经明显衰落。然而随着外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对于购买、盗取、走私以及收集中国文物成为了西方的一种文化风尚。因为缺乏对文物保护的意识以及相关法律的空缺,外国收藏家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珍贵的中国文玩。
英国外交官、前英国杜伦大学校长、陶瓷收藏家麦克唐纳曾称“那时是个令外国收藏家们快乐的时光”。麦克唐纳在1960年代时曾访问中国,会议席间,当告诉陈毅元帅他有数百件中国陶瓷藏品时,陈毅元帅笑着说:“能有这么多古董,那你一定是一个大资本家”。麦克唐纳连忙解释说:“其实这些古董大部分都是1949年从上海逃离到香港的古董商那里购买的,价格很便宜。对于我这个工薪阶层来说还是负担得起的。”陈毅元帅大笑说:“那你一定要感谢我啊,1949年我正在解放上海,为你这次购买古董创造了机遇啊!24”随后,麦克唐纳曾十分赞成新中国出台文物保护的措施,因为他认为在此之前中国丢失了太多的文化财富25。
既然收集中国文物成为了西方的风尚,英国王室成员自然也对古董瓷器的收集别有钟爱。例如乔治五世的玛丽皇后(Mary of Teck)曾通过古董商人收集中国清代的官窑器物以及古董,包括清代御窑豇豆红铜锣洗、钧窑碗以及玉器等等(图六)。又如爱丁堡荷里路德宫收藏的明代龙泉窑器物为苏格兰建筑学家罗伯特·R·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Rowand Anderson)赠送的。因此可以看出,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间当中,中国传统外销瓷的数量已经明显变少,而通过古董商进入到王室珍藏的瓷器占据主流。诸如一些官窑器物、钧窑、龙泉窑等早期瓷器的出现也说明这些瓷器不是通过正常的外销渠道得来的。
四、 总 结
通过对英国王室珍藏收藏的中国瓷器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藏品可以反映出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也能窥探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兴盛与衰落。
王室珍藏收藏御用瓷器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清廷的赏赉与馈赠,反映了中英两国高层的外交关系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对英国的高傲与之后对于英国的依赖形成了对比。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这样残酷和不平等的环境下,中国人逐渐融入和学会了近现代世界外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和外交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出访西方世界展开政治外交,在访英期间,为英王祝寿或祝贺登基周年大典,既不失尊严又带去了对英国王室的尊重,也反映出清廷在外交上的进步与成熟;第二是通过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与英国古董商而购买的官窑瓷器,这类瓷器虽不能直接反应中英贸易或外交关系,但是能够侧面证明早期清廷赏赉御窑瓷器的稀有与珍贵,也能够说明英国王室对中国文化与瓷器的了解与喜爱。
王室珍藏的传统外销瓷仍是中国藏瓷的主流藏品。从最早期需要从土耳其奥图曼帝国与葡萄牙、西班牙人手中够买瓷器,到随后英国称霸海洋,可以大宗进口外销瓷,而伴随着清王朝的没落以及世界各国制瓷水平的提高,中国外销瓷逐渐衰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已知的政治与贸易格局之变化都可以从王室珍藏的瓷器中体现。而且,王室珍藏的中国瓷器还能够反映英国王室对于中国瓷器好恶的变化,这也能够对研究英国宫廷式以及中英关系提供直接的资料。
本文通过对英国王室珍藏中国瓷器的简述,初步探讨了中英外交与贸易关系的变化,并提出了一些肤浅的看法。王室藏瓷还有许多细节与谜团需要解读,因此希望此文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学者关注英国王室藏瓷。本文多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11 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
② (英)Davids,R. & Jellinek,D.,2011: Provenance:Collectors,Dealer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③ (英)Legeza,I. R.,1972,Malcolm Macdonald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 a.秦大树、谷艳雪:《越窑的外销及相关问题》,载沈琼华主编:《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b.(英)Whitehouse,D. & Williamson,A.,1973,Sasanian Maritime Trade,in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Vol. 11. c.(英)Guy,J.,1986,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英)Park,H.,2012:Mapping the Chinese and Islamic Worlds: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Pre-modern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日)三上次男,胡德芬译:《陶瓷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英)a. Flecker,M.,2001:A ninth-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in World Archaeology,Vol. 32(3). b. (英)Krahl,R.,2011:Chinese Ceramic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in Shipwrecked: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Arthur M. Sackler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⑥ 张然:《唐末印度洋大规模陶瓷贸易的兴盛——兼论邢窑与越窑在陶瓷贸易中的地位》,《中国古陶瓷研究辑丛——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故宫出版社,2013年。
⑦ a.(英)Yuba,T.(2014).“Chinese Porcelain from Fustat based on Research from 1988-2001.”TOCS 76. b.(德)Wiesner,Ulrich. Chinesische Keramik auf Hormoz:Spuren einer Handelsmetropole im Persischen Golf. Museum für Ostasiat. Kunst,1979.
⑧ a.林梅村:《澳门开埠以前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二》,《文物》2012年第12期。b. 万钧:《东印度洋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44期,2009年。c.(英)Volker,T.,1954: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602-1682,E. J. Brill,Leiden,the Netherlands. d.(英)Howard,D., 1999: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ing to China in Porcelain,Oriental Art,Vol. 45,no.1:45-51.
⑨ (英)Pierson, S., 2007: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Museum,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1560-1960,Peter Lang,Bern:第37~38页.
⑩ (英)Curtis,E. B.,《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
12 a. Pierson,S.,2007,ibid:26-27; b.林梅村:《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流——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一》,《文物》2010年第3期。
13 Pierson,S.,2007,同上:第19页。
14 a. Pierson,S.,2007:同上. b.张然:《欧洲仿制中国瓷器的两个阶段》,待出版。
15 (英)Chang,I. T.,1968:The Earliest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no. 3.
16 潘吉星:《沈福宗在十七世纪欧洲的学术活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1期,1994年。
17 《掌故编丛》: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译出英吉利国西洋字样原禀,中华书局,1990年。
18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9 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0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1 a.黄福铭,《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看朝贡体制岛条约体制的转变》,《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21期。b. 赵欣:《李鸿章访英与近代中英关系的演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22 (英)Sin Halliday Marcartney,The Standard,April 25th,1896.
23 (英)Arrival of Li Hung Chang in London,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ical Advertiser,Aug,3rd, 1986.
24 (英)Legeza,I. R.,1972,ibid:麦克唐纳是从上海古董商金才记(T. Y. King)处购得多件文物。1949年因解放上海,金才记转移至香港。
25 Legeza,I. R.,197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