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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我国1997—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将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变化发生非线性转换;技术创新与从业人员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技术创新跨越门限值显著增大,相反,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则随着技术创新跨越门限值显著减小。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最小,其他要素的影响居中;而在技术创新水平达到高水平之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呈现以从业人员数为主、其他要素均较为重要的均衡状态。因此,在技术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根据影响經济增长的各要素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大小的不同合理配置资源,这对于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而言是极为必要的。
关键词: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非线性;PSTR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一轮东北振兴下产业升级效率测算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CJY025)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63-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增长动力也正不断地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疑是新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战略举措。因此,深入探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征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丰富和完善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寻找最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关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探讨并不是在近期才得到学者广泛关注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技术改进与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①;此后,Schumpeter(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技术创新理论,不仅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更尝试将技术创新作为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②。立足于此,许多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技术创新理论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技术创新也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篇章。例如,Solow(1956)在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分离出生产函数提出技术决定增长模型③,认为资本和劳动比率会自动向均衡方向发展,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④;Arrow(1962)则从技术创新的内生性角度出发,建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效果相联系的模型,指出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⑤;Denison(1974)提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并在实证分析中证实了Solow模型的结论⑥;Romer(1986)⑦ 和Lucas(1988)⑧ 认为外生技术变化等外部力量无法促进经济增长,而内生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唯一原因;Freeman & Soete(1997)深化了技术创新理论,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此后技术决定论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进一步发展⑨。尽管上述理论和模型基于不同的角度、立足于不同的假设条件,但均肯定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研究成果。例如,傅家骥(1998)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认为技术创新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⑩;吴传清和刘方池(2003)的研究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形态与功能、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还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的制度创新{11};庄子银(2005)指出加大对创新性研发投资的政策支持将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12};黄智淋和俞培果(2007)基于省际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技术创新能够有效促进和推动经济增长{13};吴晓波等(2011)分析了在中国转型的经济环境下技术创新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指出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周期运行的最终原因,但需注意保持技术创新同时制度的跟进{14};李苗苗等 (2015)的研究认为技术创新能够显著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15};王婷和孙斌栋(2015)选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程度仍不及物质资本及其他因素{16}。
尽管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助推器和发动机作用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但仍有研究指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尚不明确,由于科技研发投入较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研发投入增长模型并不能较好地解释我国的经济增长{17}。有的研究则在肯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技术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非线性特征。例如,Morales(2004)研究认为以政府R&D支出代表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将会对企业的研发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产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18};殷林森等(2007)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出发,指出科技研发投入和科研从业人员数量均能显著提高我国的产业经济水平,但不同产业需要投入不同的科技类型{19};姜秀娟和赵峰(2010)分别检验了科技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科研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20};马大勇(2013)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指出专利申请授权量与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经济产出与其成本相抵、科研论文成果与技术市场成交合同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的促进作用,而研发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时却不持续{21};徐婧强调一国(地区)的产业结构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来自于各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会推动生产要素从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2}。宗刚、高瑀(2017)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联立模型对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一作用呈现倒U型关系{23}。